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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自我保存策略 ——《弱者的武器》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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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0 17:59: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吴灵璇 于 2017-9-22 22:31 编辑

弱者的自我保存策略
——《弱者的武器读书笔记
摘要:《弱者的武器》描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马来西亚农民与地主抗争的故事,不同之处在于作者没有渲染农民大规模公开的集体反抗与斗争,而是聚焦于日常的背地抗争形式。在农民们日常的反抗中凸显出来的是以农民为代表的农业传统价值观念与以地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双方都在为自己的行为构建正当性话语。
关键词:农民;地主;弱者;意识形态;自我保存
   《弱者的武器》是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在马来西亚塞达卡村田野调查而写就的研究文本。作者观察期间的赛达卡正是马来西亚“绿色革命”开始并逐渐盛行的年代,随着双耕和新的灌溉技术以及联合收割机等先进技术的引入,马来西亚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农民与地主之间原有的依附关系也经历着变动。新技术的引入与普遍使用,租佃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得农民们逐渐失去了工作与经济收入,穷人们在失去收入的同时还面临着地位和承认的丧失。之前对富裕农场主有利的价值观阻碍着其从绿色革命中获益,由富人们给予的慈善救济也不再被穷人们所享有。农民们为了基本生存需要,不得不在谨慎反抗与适度遵从之间寻求平衡。
一、弱者的武器:象征遵从与日常反抗
   绿色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机械化使得马来西亚贫苦佃农失去了工作机会,政府的公共政策又倾向于富人,在经济、政治和制度因素的相互结合之下,农村社会的不平等再一次被人为地拉大了,农民与富裕农场主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
   一方面,虽然机械化使得农民们失去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是联合收割机在倒秧、稻田进水等恶劣情况下无法工作,仍需人力来收割稻子,在工作机会几乎流失的情况下,对农民来说由此带来的经济收入更加显得可贵。出于经济物质方面的原因,农民们无法承受与农场主公开反抗所带来的后果,仍会选择适度地遵从农场主以换取少量的工作机会,以此求取生存。农民们在面对农场主时会保持谦恭的态度,有礼貌地与其打招呼,出席富人的筵席等等,这些都是为了避免公然违抗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正如斯科特所言:“象征遵从最大化恰是为了使实际遵从最小化。”[1]
   另一方面,富人们虽然因为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能够控制大多数穷人的“台前”行为,但在“后台”穷人们的行为是不受富人精英们控制的,也只有在这里,穷人们才会将其对富人们的仇恨、不满宣泄出来。作为弱势的无权群体,在面对社会不平等带给自己的食不果腹境况时,在面对富人们无休止的剥削时,他们只能在背后议论,用流言蜚语、言语攻击和匿名的暗中嘲讽以及对公共仪式秩序的否认来对抗富人群体。作为穷人,他们可以使用的日常武器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关注的是实际的物质获取,而不是制度层面的权利拥有。
   这些日常反抗看起来对富人阶层的利益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但正如作者所说: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从这里看到的是穷人们防止最坏的和期待较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2]。
二、意识形态的斗争:行为的社会建构
   在塞达卡富人和穷人都夸大对方得到的好处,隐蔽自己得到的益处,在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富人们不再需要穷人们衷心为其耕作,也就失去了继续承担慈善救济、邀请穷人参加筵席等诸如此类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的理由,需要为其在资本主义规范情境下谋求自利寻找新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而农民们在农业资本主义中无所获益,所失甚多,他们拥护的是前资本主义规范情境下的意识形态。如此一来,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之间斗争的焦点就聚集在了意识形态层面。在此种情境之下,处于支配地位的富裕农民便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即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经济行为与建立在传统支配形式的社会权威之间的困境。
   从富人和穷人彼此之间互相夸大对方所获得好处这一行为可以看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在试图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穷人之所以夸大不平等,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最大化富人在既有的价值体系下理应对穷人所负有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可以使穷人得到额外的经济收入;富人之所以夸大穷人所得乃是出于相反的意图,即剥除那些出于他们和绿色革命的收益之间的社会义务。
   因此,塞达卡的富人们经济统治的实现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对贫穷邻居的社会控制的丧失为代价的[3]。对富人们来说,打破先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只是第一步,想要继续保持对农民们的社会控制,维持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从而获得持续认同,还需要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这就需要把属于富裕农场主的特殊利益进行重构并再一次表达为普遍的利益。
三、“后台”的自由:意义与价值
   斯科特对农民与地主之间阶级斗争的描述突破了传统观念上双方采取公开对抗,互相敌对的模式建构,而是从农民们日常行为入手,聚焦于非正式的、匿名的、集体的、旨在边际收益的日常反抗形式,丰富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与形式。
   结合中国的朝代史来看,在两年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农民起义等公开反抗形式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基本上都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代价高昂。因此,从时间流的角度上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日常反抗应当是常见的反抗形式,这也是作为弱者的农民在面对强大的地主阶级,面对基本无力改变的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下所能作出反抗。从这种反抗中,我们可以看见农民自我保存的韧性。
   当然,由于斯科特所调查的只是马来西亚一个规模较小且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村庄,其得出的结论或许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应该认识到,作为弱者而言,其主要目的并非是想推翻现有的统治体系,而是想要在其中生存下去。因此,弱者的武器,体现的是弱者为寻求自我保存所做的种种努力,这也是弱者在不受精英控制的“后台”所拥有的仅有的自由。
注释:
[1]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2] 同上,第426页。
[3] 同上,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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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3 23:30:0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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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3 00: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名涛 于 2017-7-23 00:24 编辑

      弱者“关注的是实际的物质获取,而不是制度层面的权利拥有”总结的很到位。究其缘由,是作者将弱者置于村庄生活共同体之中,从保障安全生存的角度出发观察穷人基于生活的正常开展需要而展开日常性的斗争。“生存伦理”原则是农民衡量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标准,他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以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非直接地与权威对抗,同时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日常形式的反抗更多的是政治强权作用的舞台背后的隐藏行为,并未带来根本性质的政治革命,也不会造成太大范围的政治波动,只是农民为生存安全问题进行的小范围的个体自助,以换得村庄精英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让步来获得生存的机会,不会超过农村稳定安全阀的阈值,这种影响反而使日常反抗成为了农村政治体制的稳定器,可以说是传统村庄反抗的一种政治谋略。
      而制度层面的权利规则制定是掌握在代表行使政府权力的精英手中,弱者与掌握资源的强者间是依赖的关系,这也就使得村庄内的反抗是居于沉默遵从于公开对抗之间,最终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寻得一种平衡,维护了共同体村庄的稳定,也保障了个体的生存安全。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妥协,使得支配与反抗的关系不断地被拉回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底层社会的生活得以长久的继续下去。     这种反抗形式在现在的农村仍然可见,农民与村委会干部间的“拟熟人”——依赖关系结构没变,有时也是着眼于日常生活而开展的台下斗争,以获取短期的可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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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8-7 11:27:5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名涛 发表于 2017-7-23 00:19
弱者“关注的是实际的物质获取,而不是制度层面的权利拥有”总结的很到位。究其缘由,是作者将弱者置 ...

捉到一只行走的师兄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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