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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的文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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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5 21:24: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
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的文化治理*
王光森
(江苏警官学院,江苏 南京,210012)

摘 要: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囿于论题的原因,仅将文化分析作为研究的一种思维进路,并提出如下观点: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不仅制造了大量“空心村”,催生了乡村“留守人员”这一特殊群体,而且由于城乡“非均等化”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乡村文化虚化等问题的加剧,从根本上给乡村“留守人员”这个特殊群体违法犯罪埋下了祸根。而要消除这个“祸根”,关键在于重建乡村文化,彰显文化治理功能。
关键词:城市化;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乡村文化

关于乡村“留守人员”①问题的探讨,学界的兴趣大都集中在如何改善他们生存环境的问题层面上,至于他们呈现的另一个面相——违法犯罪问题则很少有人问津。在我国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基于文化的维度,对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进行分析并提出治理对策,则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关涉。
一、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的现实观照
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导致我国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使不少远离城市的乡村成了“留守人员”的集聚地。由于种种原因,以老人、少年、妇女为主体的“留守人员”违法犯罪日渐突出,并日益演变成为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
(一)乡村“留守老人”违法犯罪案件逐渐上升。乡村“留守老人”增多,是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的伴生物和必然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乡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由于一些留守老人属于空巢、独居,加上防范意识不强,越来越成为抢劫、强奸、盗窃、保健品销售欺诈、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侵害的对象。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官员和学者的注意,令人欣慰。但令人担忧的是,另一方面,在一些“空心村”,留守老人往往成为实施各种违法犯罪的主体,使乡村犯罪构成发生显著变化。据苏北某地检察院统计,2009年留守老人涉嫌犯罪的25人,2011年上升至51人,2012年已达63人。据笔者对苏北某地级市20个乡村的调查发现,乡村老年人犯罪类型比较集中,涉及的罪名及占比依次为:猥亵、强奸等性犯罪比例约为29%,盗窃、非法占有宅基地等侵财性犯罪比例约为21%,故意伤害、拐卖妇女等暴力型犯罪比例约为14%。这一情况说明,乡村“留守老人”违法犯罪已不是个例,而是带有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印痕、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社会问题。
(二)乡村“留守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乡村青壮年以及乡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些人进城后受制于诸多条件,只能将未成年子女留置在户籍所在地的家中,要么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要么由亲戚、朋友托管,要么独自生活或独立求学,由此便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留守少年。2008年全国妇联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证实全国乡村留守少年(年龄14岁—18岁)约5800万人。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生活上的关照,加上自我约束力较差,留守少年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诱惑和影响,从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据苏北某县级市检察院统计,2005—2008年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90件195人,其中留守少年犯罪34件64人,分别占案件数和人数的26.5%和30.5%;2009—2012年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24件226人,其中留守少年犯罪46件85人,分别占案件数和人数的26.9%和26.6%。种种情况表明,“留守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不仅涉及的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而且犯罪特点与成年人迥异:一是因贪图享受或迷恋网络游戏而又无经济来源,盗窃、抢劫等侵财性犯罪往往成为他们犯罪的主要类型;二是事先没有预谋,缺少明确的作案目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激情型犯罪(如校园伤害案件、抢夺案件等)往往占很大比例;三是留守少年犯罪群体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未毕业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大约占到80%以上。
(三)乡村“留守妇女”违法犯罪活动有所增多。在城市化进城中,大批青壮年进城打工,很少定期回家探望,而留在乡村的,除了老人、少年儿童之外,就是数量众多的留守妇女。据2010年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全国共有8700万乡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
妇女,留守妇女占留守人口的比例高达54.2%。由于精神生活贫乏,心灵空虚,加上受利益驱动,一些留守妇女便误入歧途。据笔者对苏北某地级市20个乡村的调查了解,“留守妇女”涉及的违法犯罪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卖淫活动有所抬头。丈夫常年在外打工,留守妇女难耐寂寞,红杏出墙,一般先是与同村男子打得火热,后来发展到为了“赚点零花钱”就干脆在村里干起卖淫勾当,这类情况在靠近城市的乡村发生几率较高。二是参与邪教违法犯罪活动的人数有所增加。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沉重的生产生活负担,一些心理失衡而又得不到正确引导的留守妇女,就会寻找一种方式自我解脱,而基督教和一些邪教正好满足了她们的这一需要。从苏北某地级市公安机关查破的案件来看,留守妇女参加“实际神”、“呼喊派”、“灵灵教”等邪教组织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占比达留守妇女违法犯罪案件总量的7%以上。三是诈骗、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有所上升。为了挣大钱,减轻家庭负担,一些留守妇女明知是犯罪,却抱着侥幸心理,积极参与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等非法活动,最终将自己送进监狱。这类案件在苏北地区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影响乡村稳定的重要因素。四是因婚外情、邻里纠纷出于报复或因家庭负担过重出于解脱等因素而导致的故意杀人案、放火案、投毒案时有发生,占比达留守妇女违法犯罪案件总量的5%左右。
二、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原因的文化分析
如前所述,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不仅制造了大量“空心村”,而且催生了乡村 “留守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城乡“非均等化”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乡村文化虚化等问题的加剧,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乡村“留守人员”这个特殊群体违法犯罪最主要的社会动因和罪魁祸首。
(一)乡村文化断裂与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
近年来,我国“单极化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与城市文化在给乡村社会带来丰饶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不断冲击、影响和改造着乡村文化”,使“农民的文化认同感日益疏离,很难在乡村世界找到归属感,致使乡村文化失去了传统的存在根基,切断了传承通道。在与城市文化和和工业文明的交流和对撞中,乡村文化愈显得孤立而自卑,并走向分裂和溃散。”[1]这是城市化带来的阵痛,也是城乡文化冲突产生的必然结果,而这一结果“实际上蕴涵了当代中国犯罪的发生机制”,[2](p95)用美国犯罪学家索尔斯坦赛林的话说,作为内心文化冲突的一种形式,城乡文化冲突表现在规范意义上,必然扩大行为人的规范意识冲突,从而引发其自我行为的矛盾,最终导致犯罪发生。[3](p174)很显然,塞林关于“伴随着一种文化从同质整合型向异质分裂型转换的便常常是冲突情境的增加”,[4](136)而文化冲突情境的增加必然引发犯罪的分析和观点,对当下我国乡村“留守人员”抱着补偿心理从事抢劫、盗窃、卖淫嫖娼等报复性犯罪来说还是有解释力的。
(二)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衰落与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
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社会以向城市靠拢的方式,走向发展与富裕,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5]关键的问题在于,城市发展了、繁荣了,而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乡村社会却没有享受到多少好处,不仅经济发展搭不了便车,而且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衰落和村民公共文化生活日渐式微,从而导致乡村文化被解构,各种非理性行为大幅度上升。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原先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以村文化站、老年人活动室、小广场、茶馆等为典型代表的公共文化地带及相关文化活动也远离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则是村民私人空间的扩大和以打麻将、玩扑克、看电视、上网为主要娱乐休闲方式的村民“私性文化活动”的流行。[6]由于私人空间的灰暗性和私性文化活动的娱乐性和世俗化,私性文化的扩张势必侵蚀乡村人际关系的公共性,瓦解乡村社会的公共精神,导致乡村关系中“偏爱的普遍存在”,而这种偏爱正如美国学者唐纳德里德塔夫特所言:“会脱离民众,造成冲突、敌对和犯罪”。[7](p510)
此外,由于民间组织的解体、乡村成人社会的衰落、对待民间文化的工具主义态度强化等“多种因素加剧了民间文化的流失”,“其结果则是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社区生活的离散性和弱化了农民的文化认同感”。[8]处于这种文化环境中的村民特别是乡村“留守人员”,一旦遭遇条件反射,往往“就会冲破某种文化的限制,实施破坏该文化形式并且达到该文化形式下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程度的行为”,[9]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乡村文化的道德价值迷失与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
伴随着开放的日益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强势推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文化、精英文化、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的影响,乡村社会的传统结构和运行机理受到冲击。”[1]由此便产生了两个严重问题:一个是传统道德权威在乡村社会日渐衰落,村庄公共舆论特别是道德舆论控制越发显得乏力无效,“部分农民放弃了一直秉承的朴素的道德要素,传统道德出现认同危机,呈现出碎片化和边缘化态势”。[1]另一个是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侵润到农民日常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之中,由内至外潜在地瓦解着农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传统生活方式”,使“乡村人际关系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10]并日益呈现出功利化倾向。这两个问题最终叠加到一起所造成的恶果是“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在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中被隐匿”,“代际之间的乡村文化交流已经完全让位于以金钱为中心的拜物教文化的崇拜”,一时间,利益的驱动“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乡村实际上已“逐步沦为文化的荒漠。”[5]乡村的这一嬗变无疑会加速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加剧乡村伦理危机,导致“婚姻伦理的变异”和“财富伦理的变异”,[11]而“财富伦理变异”又必然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乡村“留守妇女”和 “留守老人”所实施的卖淫嫖娼等性犯罪以及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等侵财性犯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乡村财富伦理变异、乡村社会文化道德缺失的产物。
需要指出的是,在乡村文化道德解构、乡村共同体逐步解体的过程中,乡村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村民信仰问题日益凸现出来。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乘虚而入并在中国乡村蔓延,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邪教屡禁不绝、边打边冒的现象,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从学术上讲,村民信仰与宗教、邪教是不同的概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邪教,“从外在形式上看,与传统宗教有一些相似之处,而且在实际运行中,为了刻意迎合人们的心理需要,邪教也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帜招摇撞骗,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于是许多人就会在不经意间误入歧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12]这说明,如果不能及时消解城市化带来的村民原子化和信仰碎片化问题,不能重铸和彰显乡村文化价值的魅力,那么村民的生存危机和信仰迷失就会加剧,以至于客观上“为邪教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可能性空间”。[13]
三、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的文化治理
从文化与犯罪关系的角度看,作为反社会行为的一种现象,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异变。”[14](p2)因此,从文化的视角考量,着力解决乡村文化的虚化问题,重建乡村文化,彰显乡村文化的功能,才是治理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问题的关键之举。
(一) 重建乡村文化,  提升其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整合力
作为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社会为依托而形成的乡村文化,不仅有其特定的内涵和主题,而且有其自身质的规定性,正是这种“质的规定性”使乡村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乡村呈现着不同的样式,并展露勃勃生机。但是,不曾料想,在当下中国,伴随着城市化浪潮的风起云涌,乡村文化的勃勃生机很快消失,并遭遇巨大挑战,集中表现为“农民在羡慕、自卑的复杂心理中‘接受’城市文化,并反过来鄙视自己的精神支点——乡村文化。”[15]在这种外力和内力的双重作用下,乡村文化不断发生断裂和变异,导致赌博文化、封建迷信文化在乡村流行,随之,各种违法犯罪乘虚而入,乡村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有鉴于此,重建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提升其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整合力,就成为治理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的必然要求和主攻方向。为此,必须努力做到:一是在深刻认识乡村文化价值、继承乡村文化基本内核的基础上,主动吸收城市文化的优秀成分,将这两种文化有机融合起来铸就一种去低俗化、迷信化的乡村新文化,从根本上铲除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的“血脉”和土壤。二是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实现乡村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保持乡村文化的时代性、先进性,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发挥乡村文化的整合功能,进而为建设乡村社会新秩序、有效治理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奠定坚实基础。三是重建乡村文化是一个持续反复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教育可以而且应当担负乡村文化重建的重要使命,培养更多具有跨文化生存能力的人,为乡土文化的传承以及乡村社会的未来建设储备相应的人才。[16]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希望所在,也是治理乡村“留守人员”违法犯罪的重点所在。
(二)重塑公共性,增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支撑力
如前所述,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处于劣势的乡村社会遭遇巨大冲击,就连在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乡村文化也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并呈现衰落的趋势:一方面是非正式公共空间日益增多,村落公共空间趋于萎缩;另一方面是农民的私性文化活动日益增多,公共文化生活趋于虚空。显然,乡村文化衰落的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农民的文化和闲暇生活的失落,还有农民的精神信仰和伦理价值观念的迷失。”[17]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出现了“无公德个人”,以及农民日益“功利化、原子化、疏离化”现象,从而导致乡村公共精神不断流失、公共性消解加剧,少数农民(包括乡村“留守人员”)精神空虚、私欲膨胀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从三个维度做出努力:第一个维度是不断发掘、弘扬乡村文化的魅力,不断拓展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包括借鉴外国的经验,高度重视村庄规划、乡村社区规划工作,切实抓好乡村社区会所、社区花园、露天舞池、活动中心、游泳池、健身房等公共空间建设,为农民入住开展正常的健康的人际交往、社区互助、文化娱乐等活动创造先决条件。第二个维度是建立自我调整的文化整合机制,消解乡村文化中的矛盾和冲突,消除分裂乡村文化价值观念的外部力量,化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因子,创造不同文化兼容并蓄的条件,以新的价值观念来引导、弥合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培育出既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又体现时代精神,既有理想信仰、又有道德修养,既有精神追求、又有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第三个维度是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通过文化活动及其文化传递的力量,聚集公共文化生活的正能量,剔除私性文化活动的灰暗性,帮助农民认同和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乡村舆论和乡村伦理,形成乡村公共精神,进而提升乡村公共生活的品质,使农民包括乡村“留守人员”不想去犯罪、不敢去犯罪。
(三)重构基层政府的作用, 提高其对乡村社会的引导力
与强力推行高速城市化、强调物质高消耗的先发现代化国家不同,由于受历史、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选择的现代化类型只能是政府主导下的城乡协调发展模式,与此相关联,以文化重建为主要内容的乡村社会建设当然也离不开基层政府的引导和推动。只是在传统“生存规则”被现代性解构、农民民主法制意识增强、行政权威和政治动员效果乡村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发挥引导作用的方式必须发生转换,即必须由“控制者”、“支配者”转变为“合作者”、“参与者”,注重在参与中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中提高对农民的影响力和引导力,从而防患于未然。为此,基层政府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以下方面:
一是加大投入,重视乡村文化阵地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应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整合利用各种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乡村文化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乡村文化建设项目“订单化”、 乡村文化专业队伍建设“社会化”、娱乐文化经营活动“市场化”的格局。
二是提倡、鼓励农民成立一些社区内或跨社区的民间组织,诸如老年协会、运动协会、公益协会、帮教协会、生产技术协会、夕阳红合唱团等等,动员、吸引“原子化”的农民参加公共文化生活,促进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重构。唯有如此,乡村的公共生活才能得到真正恢复,乡村社区的完整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和谐乡村共同体的认同、互助意识才能真正生长起来。
三是以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和切身利益需要为切入点,坚决“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老思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农村文化市场,鼓励发展农民个人办文化、单位办文化、文化部门与个人联合办文化、文化部门与企业联合办文化,不断提高农村文化的供给能力”,[18]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四是在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改造”与“保护”以及“送文化下乡”等诸多问题上,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基层政府都应当去功利化,不应当造成使当地人特别是当地没有掌握权力的人发不出声音、人为地造就一种“缺席者”的局面。倘若如此,即使是出于好心,也有可能办坏事,甚至带来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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