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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与经验之间——读《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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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3 19:19: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理论与经验之间
——读《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2013级地方政府学 王前)
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博士的著作《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我在今年六月曾经通读一篇,然未得要领。这几天有根据黄宗智教授学术随笔《青年学者如何阅读学术著作和做读书笔记》的指导,又读了一遍。现把该书的相关内容与几点启示梳理如下:
一、主要的理论观点及其逻辑
民族志作为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为手段,以深描(详细描述)为文本描述方式的研究方法,一直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并被逐步运用到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柯著作为一部以印度乡村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调查,以“探讨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前言P8)为研究目标,并精心选择达瑙里和拉杰布里两个村作为调查的地点。其研究进路是先研究印度乡村社会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再探讨电视在印度乡村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
1、印度乡村社会的变迁
正如柯克自己所言,“社会变迁发生在社会结构和心理两个层面”(P8),但“社会变迁最主要的障碍是结构性障碍,而不是心理或文化障碍”,因此,柯克的主要研究的是印度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重点包括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制度、种姓制度、阶级三个方面的变迁,并在“放大视野,观察了作为上述所有关系之基础的权力关系”(P122)的变迁。
在印度传统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下,父母包办婚姻和家长制是一场常态,个体作为家庭的一员而存在,从家庭学习中习得文化和社会准则,为家庭的延续和荣誉而生活,并在家庭中获得个体的满足感,体现自己的价值。换言之,个体依附于家庭而存在。这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家庭与个人的关系基本一致。通过调查,柯克发现在所调查的村庄,这种传统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在婚姻制度上,尽管包办婚庆依旧占主导地位,但“恋爱婚姻”已被青年们认可和羡慕,也就是说其心理和文化基础已经有所动摇。在家庭制度上,一方面从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来看,个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因为在社会评价上个人成就比家庭出身更受重视,同时个人知识与学问的来源不在依赖于家庭学习,而更多地转向了电视;另一方面从家庭类型和家庭规模来看,尽管联合家庭和大规模家庭被大多数村民视为有利于生产和安全,但由于经济原因,核心家庭和小规模家庭却已经占主导地位;此外,从家庭内的人际关系来看,传统的基于性别和年龄而使男性和年长者占据权力优势地位的权力关系也发生了动摇,女性的权力有所增长,年轻男性也因为拥有更多信息和收入而提升了家庭内的权力地位。这种观察得出的结论几乎与阎云翔对中国农村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印度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种种姓社会。在种姓社会中,一个人的地位由他的出生和宗教纯洁性来决定。历史因素和宗教因素使印度乡村形成了纵向等级鲜明、横向职业分工明确的“固态社会”。但柯克观察到,受宪法规定(宪法规定种姓制度非法)、政府宣传(电视宣传)和经济因素(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外出非务农收入机会的增加,导致基于土地的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被基于现金的经济体制替代)的影响,尽管种姓制度依然是印度乡村生活重要的社会结构,但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个体和种姓群体也可以通过努力改善自身在种姓结构中的地位。事实上,尽管柯克在这里没有用到个体化的概念,但是个体与种姓制度的关系,在这里可以套用个体化的概念,也即伴随着印度社会的转型,个人从传统种姓制度中脱嵌出来成为了一种可能,并且一部分村民由于观念上的转变和能力上的提升,已经率先从种姓制度脱嵌出来。也就是说,个体化有一个进程的问题,有先后的问题,并且有“先脱嵌”带动“后脱嵌”的示范与带动问题。
在传统意义上,阶级是基于生产资后料(主要是土地)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在传统印度乡村社会,阶级结构主要由有土地者和无土地者构成。由于在历史上,印度乡村社会土地只能通过继承获得,所以阶级结构相对稳定。柯克观察到,由于现在土地可以买卖(法律的变化),并经常存在买卖现象(村民外出就业等原因),乡村社会阶级结构里的上下流动变成为一种更容易的事情。同时,构成阶级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土地几乎是构成阶级的唯一基础,而现在务农以外的收入、工作条件、物质财务的拥有都构成了阶级的基础。因此,阶级这一社会结构的变迁已经并将持续变迁。
在上述三种主要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上,作为韦伯意义上的权力——一个人或者许多人在公共行为中(甚至)不顾其他参与者的反对,实现其自我意愿的机会——和权力关系在印度乡村社会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从社会权力关系或者社区权力关系来看,权力基础的变化导致了权力关系的变化。在传统社会,权力基础主要由土地所有权、种姓制度、与政府官员等权威人物的熟知与合作等构成,其中种姓制度最为根本,柯克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权力与种姓是同义词(P118)。但如前面所指出的,在柯克所观察的乡村社会中,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被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替代,种姓制度有所动摇,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人口支持原则,以及由电视带来的信息来源独立与物质消费主义等都构成了新的权力基础。因此,传统乡村社会相对固定的权力关系被一种不停流动的权力及其关系所替代。另一方面,从家庭权力关系来看,传统上基于性别与年龄的权力关系也正在发生改变,这与经济收入因素和电视带来的信息传统密切相关。
2、电视在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柯克的调查显示,印度乡村社会在婚姻与家庭制度、种姓制度、阶级和权力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那么,电视这一新的传播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柯克认为,电视通过传播消费主义价值观,行使语言霸权,城市建模和传播平等的性别观念等,对印度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影响,并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对这些影响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在经济领域,电视助长了消费主义精神(广告),在贬低传统乡村生活价值的同时加强了乡村传统文化,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城市建模),并拓展了村民创业基础(提供市场信息)。
在社会领域,电视成为建构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拓展了人际关系的数量与类型,增加了晚婚倾向和儿童的物质欲望,促进了社会地位评价体系从家庭出身到个人成就的改变,影响了传统的年龄和性别关系的变化,促进接受新的价值观和标准,并促进对变化的开放态度。
在政治领域,电视影响了乡村政治面貌的改变(精英不再独享信息),使信息弱势群体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初步影响了有关种姓关系的观念,威胁了传统领袖的地位(关于领袖负面新闻的出现、新精英的出现等)。
二、支持理论观点的经验资料
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理论观点都应该有经验资料的支持,并能接受经验资料的检验。那么支持柯克提出的关于印度乡村社会变迁及电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的理论观点的经验资料有哪一些呢?概括来说,柯克在论证其理论观点时,使用了三类经验资料。
1、统计数据。柯克所使用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调查所得数据。例如关于不同家庭类型拥有的土地、家庭规模、村民收看电视时长、村民收看特定节目的时长等。当然,柯克所使用的统计数据也包括前人研究所得的数据,例如全印电视台节目的内容主题等。柯克运用统计资料主要是对特定研究对象进行客观描述与分析。
2、访谈资料。访谈,特别是深度访谈,是民族志调查常用的调查手段。访谈材料也成为研究者独有的经验材料。这些访谈材料主要是关于事件描述和访谈对象的行为与态度的。柯克在论述其理论观点中大量使用了访谈材料,例如关于村民关于种姓制度的态度、村民对婚姻与生育的态度等。
3、观察资料。参与式观察是民族志调查的重要方法。柯克对达瑙里村村民生活细致而有洞察力的观察也构成了其支持理论观点重要的经验材料。例如,他通过完整观察一个家庭没有电视的一天来为电视进入家庭后带来的巨大变化提供参照,他观察到垃圾场的位置和种姓通婚情况,来辨别村民关于种姓制度口头态度中的“政治正确的观点”。
三、支持理论观点的经验材料的充分性
有充分的经验材料支持理论观点是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须的。柯克的著作无疑是一部优秀的民族志调查,因为几乎所有的观点都基本符合逻辑,并不缺少经验材料的支持。但是,经验材料的获得往往受制于经验材料的收集手段和经验材料本身的可保存性,因此,作者在论证观点时,由于缺乏经验材料(或者是不得已的忽视),而用并不充分的经验材料来勉强支持理论观点,从而形成研究本文的缺陷或者瑕疵。在此,仅指出柯著中的一个论证缺陷。柯克在描述达瑙里村家庭类型时,指出经济因素(土地)是影响家庭类型的重要变量,“一户家庭拥有的土地越多,它就越不可能是核心家庭”(P97)。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列出了一个“土地在不同家庭类型间的分布”表,表中显示在达瑙里,62%是家庭拥有土地不足5英亩,这些家庭中有83%为核心家庭,而在拥有15英亩以上土地的40%的家庭中,60%为联合-直系家庭,40%为核心家庭。显然,这和数据只能表明,拥有土地少的家庭更多是核心家庭,而拥有15英亩以上土地的家庭中,联合直系家庭比核心家庭的比例要高,但无法支持“土地”的多少是决定或者影响家庭类型的关键变量的观点,也即不足以充分支持“一户家庭拥有的土地越多,它就越不可能是核心家庭”的理论观点。要充分支持这一观点,应该除了这个横剖面数据外,还有纵向的历时性的数据,也即“随着一家庭土地数量的增加或者加少,该家庭继续维持紧密的联合家庭或者分裂为多个核心家庭”。显然,柯克在书中并未提供这样的经验数据。因此,柯克在此处是在用不充分的经验材料来支持他的“理论观点”。
四、几点启示
1、社会科学研究就其功能而言,大致可以分为描述社会现象、揭示社会规律、分析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对策性研究)三种。其中精确地描述社会现象是解释社会规律、分析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基本前提。民族志方法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技术,在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上具有非常强大的功用,应该成为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须掌握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
2、在理论和经验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张力。脱离经验检验的理论和不能上升为理论的经验,都有其局限性。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全过程紧密把握理论和经验的关系,既重视理论的逻辑性,也重视经验支持的充分性,避免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
3、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无论其是否被视为“经典”,受制于有限理性与有限经验,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研究,都难免有瑕疵。这就提醒我们,既要重视“经典”,又不能盲从“经典”,而应持学习与批判的双重态度来对待“经典”,做到“为我所用,而不为其所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创作更接近于“完美”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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