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利群读书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查看: 3866|回复: 2

《转型视野下的中国农村宗教》---借鉴、批判与思考

[复制链接]

28

主题

58

帖子

371

积分

网站编辑

Rank: 8Rank: 8

积分
371
发表于 2012-12-7 12:55: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邓佳斌 于 2012-12-7 16:41 编辑

《转型视野下的中国农村宗教》
——借鉴、批判与思考
邓佳斌
    这是我这个月读的第二本宗教著作。第一本是德国一位学者西美尔写的《宗教社会学》,该书不厚,却依然贯彻德国学术行文艰涩的作风,读来十分吃力!当读到《转型视野下的中国农村宗教》,顿时觉得国人做学术很照顾自己人,写的文章通俗易懂,当然,这本著作,致力于研究乡村基督教,上编理论论述有理有据,历史史料信手拈来,行文流畅而平实易懂,下编是对湖南君山区基督教的走访调查,有一些民族志研究的感觉,读来更是轻松。尤其是,赤壁的基督教研究,作者仅仅用了五天左右的时间,就挥笔写下了一篇报告,行文如记流水账,读来自然可以一目十行。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即“借鉴”、“批判”、“思考”来展开论述,重点是第二部分:“批判”,主要就书中出现的一些观点进行自我的解析,纯粹是一家之言,目的并非在于抨击欧阳肃通老师本人,而是借用这一重要部分,提高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
一、借鉴
    该著作是很好的宗教读本,感谢欧阳肃通老师呕心沥血的奉献!
    该著作给了我很多启发,本文主要谈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西北回民运动的命运,折射出政治的核心:“利益”。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待西北回民反抗运动,要紧紧围绕表象背后的实质“利益”来进行剖析。19世纪60年代,大清朝面临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西北回民反叛运动,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大清帝制风雨飘摇。左宗棠奉命于西北镇压回民反叛,手段极为残忍,所到之处,赶尽杀绝,凡叛乱者,绝对寒刀相向,虽然西北回民反叛有几次三番的反叛头目争取“抚局”,虽然皇权用惯用“非汉”的一套统治模式,回民属地自然属于该模式统治之下,皇帝也不想将其赶尽杀绝。回民反叛,在历史上也是颇为有趣的,欧阳肃通老师特用“反叛”可见其良苦用心——说明回民的反抗乃皇权体制内的闹剧,而非民族之间的战争。既然,西北回民实际上已经纳入体制之中,充当了清廷的附庸,在民族和宗教事务上确实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管理、政治统治的作用。
    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左宗棠执意要将反叛运动赶尽杀绝,以至于事件平息之后,左本人也坦言:回民人口减少了2/3。此处引用湘淮大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苏州捻军的史事而进行对比研究十分有益。湘军首脑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与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反叛的态度无异,而同为汉军官僚的李鸿章,作为淮军统帅,在江苏镇压捻军时却并非像以上两人一样“赶尽杀绝”,反而将改过自新的捻军纳入保甲制之中,进行重新的认可。这样的显著差别的背后,与社会时代的背景无法割裂,而贯穿其中的永恒不变的真理就是“利益”。
    西北回民反叛和天平天国运动均具有宗教色彩,前者乃伊斯兰教,后者为拜上帝教,而捻军没有实质的宗教色彩,仍旧属于儒教传统的权力架构网络之中,威胁度自然没有前两者高。加之汉人此时已经在清廷之中具有了极大的势力,以汉人官僚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等为典型代表,他们处于清朝18省儒教传统的统治模式之下,读儒家经典,参加传统的那一套考试,学而优则仕,通过儒教的恩泽,汉人官僚势力已经将儒教家产化!既然将儒教视为自己谋官统治的福泽,利益孕育期间,又怎可轻易拔动?此时的西北回民反叛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另外一种统治模式而招摇过市,儒教官僚岂能安坐?捻军则大为不同,乃儒教体制之内的运动,给点教训就可以了。
    看似有趣的历史现象背后,无论充满着怎样的不人道,政治生命的核心“利益”,才是亘古不变的准则,现实之中很多用社会学、经济学无法解析的现象,用政治学的“利益”视角看待,便可轻易理解。
    第二,宗教兴衰,政治是关键的影响力量。纵观中国历史,古有汉代灭佛事件,近有建国之后的对神权的打破和长期以来难以撼动的“宗教敏感症”。通过欧阳肃通老师的君山区调研可以看到,政治对基督教有着深刻的压制性,而基督教却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忠诚不二的决心——表面看来极其诡异,追求终极理想的精神乐园,却要委身于世俗的威权之下——正是因为政治对于宗教命运有关键的决定意义,轻易招惹不得。显然,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对于宗教有着某种过敏症,极其敏感于权威组织之外的组织,恐其生事造乱,即便是默认了地方宗教的发展,也时不时找找茬。这些情况都是君山调研材料中能够看到的。
二、批判
    “批判”,是指,我对于书中出现的一些观点进行的批判性学习——鉴于自身积累有限且目光浅短,故,只是一家之言,不针对欧阳老师的人格尊严。这是我必须阐明的。
    我发现书中有明显的几处用词错误,这个可能是校稿人的失误,但是,就算是欧阳老师自身出的问题,试问谁人又没有笔误呢?450多页的鸿篇大作之中,几处偶然的笔误根本就不会影响到著作的学术价值。我想指明的并非这个问题,而是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 过分夸大“市场”的作用。当谈到美国宗教繁荣发展的时候,盛赞美国宗教的市场化,而在谈到美国宗教“摩门教”从良的实例时,作者显然无视自由市场的弊端——滞后性、盲目性、趋利性等等,而费尽笔墨大写自由和市场:“邪教一旦产生,很难通过高压手段来取缔,反倒有可能促使它以地下状态蔓延,对此已有很多教训。相反,如果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不仅可以将邪教产生的可能性降低,而且即便出现了邪教,因为它处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宗教市场环境里,它要想发展的话,就必须根据市场需要来调节自己,这就可能最终使邪教从良。”。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原因很简单,对自由市场的赞美过头了。邪教的前身是异端,从摩门教的从良可以看到,摩门教作为异端(严重程度还不及邪教),显然也不是在自由竞争的宗教市场之中得到从良的。而邪教从良的前提是自由社会,显然从摩门教从良的例子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并非自由社会(何谓自由?美国当时就是自由的吗?那么美国现在岂不是人间天堂了?“自由”在此处显然是表明了作者强烈的艳羡心理),而摩门教发展过程中几经辗转,经历了与主流教会的游击战,经历了舆论的描黑,经历了司法的制裁,最终摩门教选择了适应主流,从而又得到了重新的认可。所谓的自由竞争中,也并非没有政府的影子。在关键时刻,美国政府总是采取了强硬的压制措施,显然美国是以法治手段而非如中国采用大量行政干预——美国有反对一夫多妻制的法律以及反重婚法的强大法律;1887年美国更是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埃德蒙-塔克法案”,强行没收在犹他州之外美国之外美国境内的摩门教会财产,到1893年犹他州才被联邦接受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而迫于政府的强大压力,1889年,伍惠福作为摩门教第四任总会长和先知,也于同年宣布废除一夫多妻制。
    只不过,美国确实有法治的传统和较为宽容的民间信仰,但是强制力始终是存在的,任何时刻都不能够忽视国家政权力量的重要在场。即使是鼓吹经济自由发展的时代,也同样有这样一句话:“国家是自由市场的守夜人,而市场却漆黑一片。”。
    第二,无视“现代化”的强大重构力量。“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有效的办法无非还是秦国曾经实行过的那两条,或在新土地上从零开始建设,或由国家出面打散原有的社会结构再重新组织。”。作者对于这句话进行阐述时还写道:“但是后者成本太高,除了战争的特殊情况之外,一般是很难实行的,而前者的可行性要更高一些,但是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新土地,这点却又是一个瓶颈。”欧阳老师以为,要改变“这种情况”——打破建国后农村旧有关系、打破基层社会的营利型经纪模式、打破农村的“内卷化”困局——必须要实行秦国的那两种方法。这种论断我不敢苟同!首先,秦国和建国后的农村结构关系可谓天壤之别,秦国到新中国建立,中途经历了多少变革,仅仅是近代几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冲击了农村的传统落后思想,而社会在进步,建国后的农村的社会结构网络复杂程度显然是秦国当时所不能及。由此,怎能武断地将秦国的模式套用过来?其次,看看两种途径是否可取。“在新土地上从零建设”,这项措施在建国后确实存在,围湖造田和向边疆移民,然后在新的地方建立了一套“农场制度”,这相当于“从零建设”,然而却不是对于秦国模式的简单搬用,而是新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现实需要大量土地和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而许多地方也需要开垦重建,于是产生了大量移民,建国后的中国可谓百废待兴却又满目疮痍,民生凋敝,此时要解决的首先恐怕是温饱问题吧?“国家出面打散原有的社会结构再重新组织”,这种方式其实在现代中国也是十分流行的,政治触角无孔不入,政府力量强大在场。欧阳老师说的这种方式“成本太高,除了战争的特殊情况之外,一般是很难实行的”,实际错了,不用战争也可以,用行政手段就可以了,显然欧阳老师低估了中国官僚的实力。如果对这两种方式做一个总结,我认为,旧有的一套模式,未必要强行打破,所谓的在新土地上从零建设也好或是通过战争手段重新组织也罢,都显得头脑发热。如果真的要打破,那么发展农村生产力才是正解,无视经济基础的重建和培育,突然地提升生产关系的级别,那么即使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社会制度,也会走向衰败。现代的中国发展显然已经不能够借鉴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这两种方式的动机就错了——国家意识的植入,政治权力的巩固。现代中国应该将切实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即使有移民,如果抱着打破旧有社会关系的偏见,强制拆散农民纽带,那么就是给本来就松散的联系雪上加霜。当前的思路不是打破而是聚拢,至于出现了所谓的豪强恶霸甚至内卷化,用法律武器解决就可以了,何必将无辜的老百姓拉扯进来而搞大规模的异地重建又“从零开始”呢?同时,新的地方如果还是从事旧有的一套生产模式,旧有的一些管理体制,那么长久而来,也同样会形成旧问题。
    现代化的力量是巨大的,经济的现代化,法治的现代化,政府执政理念的现代化,农民意识的现代化等等。欧阳老师的这两种方式至少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没有多大的价值了。
    第三,无视农村的最大纽带:地缘和血缘。欧阳老师在湖南君山区良心堡调研基督教时,发现地方教堂的财务收支表做得很明细同时财务十分透明,教堂采取了很民主的方式支配公共财产,真的做到了“亲兄弟明算账”,他说“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恐怕是难以产生这样的理性制度的,受制于血缘亲族等关系,反而一开始难以做到‘亲兄弟明算账’,至今我们不是还时常见到国内一些家族企业因为财务关系而内讧的么。反倒是像基督教这样的团体,信徒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在组织上旧有必要一开始就确立明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种论断,我不敢苟同!在此有三点反驳意见。首先,家族企业搞内讧恐怕并非由于亲属关系的前提而是基于巨大利益诱惑的前在吧?其次,我反而以为亲属之间在创办企业时其将账务划清的紧迫性要强于非亲属之间,因为亲属之间往往害怕因为账务的事情而伤害了双方感情,加之,亲属之间也深知亲属之间会因为这层关系而在账目上不明晰,在创办企业之初,要求“明算账”显然符合双方的意思——虽然提出来显得没有非亲属之间那么直接而义正言辞。再次,“信徒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个论断显然是极其武断的。君山地区的元老汤长老和良心堡A教堂创始人杨姊妹不就是因为“有些亲戚关系”而建立了宗教联系么?而赤壁G教堂的文老师和高弟兄不也是夫妻关系么——虽然不是血缘关系,可能比血缘关系还亲。从君山的调研和赤壁的调研材料可以看到,农村里面信教的很多是都是全家都信教,而即使不是核心家庭的,至少有亲属关系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其实,这很容易想通,农村本来就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组成的“熟人社会”,教堂的发展不也正是凭借着熟人的圈子而发展信徒吗?相信这些论据足以证明欧阳老师“信徒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论断的错误性。
    由此观之,血缘关系和是否明算账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而为什么教堂能够做到明算账呢?我认为,不在于教徒之间没有了血缘关系,而在于,教堂是宗教场所,是联系教徒并实施管理的机构,有一种神性的内在气质,加之教徒认为应该“奉献”,应该真心信主,不能够被物欲的一套玷污了神性。可见,与世俗的经济组织相比,教堂自然多了几分超现实的力量,结合以严格的教规教律,且有教堂负责人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如此,一个教堂能够将账目做到明晰真实而不产生矛盾,自然就可以理解了。
    第四,侍从关系的误判。我认为欧阳老师将国家-三自会-基层教堂比作台湾的国家-地方派系-民众,是比较牵强的。正是在侍从关系的理论支配之下得出了如下结论,显然也是不妥的:“三自会在政治侍从关系中的积极性要能够得到继续发挥的话,那必须让它可以有权力为基层教会进一步提供利益和好处。”欧阳老师以为,基层教堂对三自会颇有不满,是三自会自身受到外部政策限制而无法再继续派“糖”,即给基层教堂利益和甜头支援基层教堂的发展壮大。首先,侍从关系的比喻是否得当是值得商榷的。台湾的那一套所谓侍从关系,是逃亡至台湾的外省力量想要统治台湾岛民而必须有的一套模式,不尊重地方派系的利益就无法立稳脚跟,而传统的台湾已经形成了地方派系和地方民众的互动,国民党通过中间的地方派系进行社会管理,显然是可行的。而中国大陆的国家、三自会的关系并非就是国民党和地方派系的关系,大陆的三自会显然是产生于共党统治的国家之后,并尊重且隶属于国家威权之下,国家对三自会自始至终都有控制和决定的权力,而反观台湾呢,至少才到台湾省的国民党没有这个胆量和实力能够控制和决定地方派系之存亡。国家和三自会之间不是所谓的侍从关系,因为三自会这个中介随时可以再强权之下改弦更张甚至“鸟尽弓藏”。其次,基层教会要发展壮大,需要三自会的扶持是毫无疑问的,问题不在于三自会有无派糖的实力和国家政策支持,而在于资源本身就是有限的,教会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就动用了世俗的一套“跑资源”“吃喝逢迎”,然而需求是无穷的,纵然有大量的投入,那么要投入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有饱和之态呢?恐怕现实之举是三自会合理分配现有资源,兼顾公平,同时惩戒依靠走后门、拉关系不正当争取资金的行为才更能消弭基层宗教对三自会大量不满,若不如此,再多的权力获得的再多的资源也只会落入某一两个关系户囊中,其它教会不是照样更加不满?再次,基督教要发展,不能依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也不能够自己搞营利创收,唯一的渠道就是自筹,这也极大限制了基督教的合法发展,尤其落后的农村的宗教更是捉襟见肘,究竟宗教应该自强自立呢还是外部应该投入更多资源辅助发展呢?恐怕也不能一味建议三自会加大投入吧?为了我国地方宗教长远发展,需要一套长期机制,上面拨款这一条路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欧阳老师在下编第五章第三节提到了建设现代宗教市场,可见一个理性、开放、完善的宗教市场的建立才能够切实解救当前困局,而市场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统治思想就是无神论的,目前的第三部门的期待都尚且困难,宗教想要壮大谈何容易?
三、思考
    第一,未来农村的宗教会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我国确定了文化兴国战略,而宗教也属于文化,是否即将面临全面复兴?恐怕很难断言,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复兴的是自然是主流意识形态那一套,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农村全面贯彻,甚至是强制推行(这是牟成文教授的观点),加之我国对于宗教的政策显然也不会鼓励宗教的发展,于是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一次文化“侵略”代言国家权力再次下乡,此次无论以强力的温和态度出现,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有文化产业的入驻,宗教的市场化是否收到致命的打击了呢?而我国也是尊重信仰自由的,显然不能够借着文化兴国的幌子就要灭教,欧阳老师所言的如美国般自由的宗教市场能否如愿实现呢?我国基层干部和基督教的关系长期以来不是很和谐,正如该著作中提到的,竟然连主管地方宗教事务的民族宗教办也很少和地方基督教来往,甚至基层官员对于基督教也是有某种偏见,所关系的并非所谓自由宗教市场的形成和完善——这个目标何其遥远——而是害怕基督教密谋生事,正如上文所讲的某种敏感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威权国家,官员这一关都没有通过,谈何长远壮大?不知道,我国对于佛教的态度是否也是这样?佛教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第二,我国的佛教显然比基督教发展得更为壮大。佛教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中国人经常自豪地讲,佛教发源于印度,但是显然是中国人接纳和完善了佛教。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估计也是早已闻名遐迩了,就说峨眉山吧,世界100大必去旅游景点它也应该位列其中。中国人也有拜佛的传统,无论官员、学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基督教显然没有这样的待遇。佛教已经市场化运作了,依托一座名山,形成国家重点旅游基地,然后吸引游客,创收营利。人们为什么去佛教名山,相信除了一睹自然风光之美、放松身心以外,祈求佛祖保佑也是重要的议题之一,而佛教为前来的游客“做法事”,显然是寺庙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显然没有这个待遇。顺便提一下,川渝两地的道教旅游景点也是闻名遐迩的,四川有著名的青城山,无非也是道教市场化的产物。显然基督教没有这个待遇。
    由此观之,既然佛教和道教能够走上“市场化”的道路,那么基督教似乎也能够走上“市场化”的道路——此处的市场化与欧阳老师所言的“市场化”不同,他指的是信仰的市场化分配和竞争,然而我所说的“市场化”如果成功了,那么离欧阳老师所谓的“市场化”不就很近了吗?
(2012年12月7日12:00作于华大图书馆小阁楼)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wulicai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2-12-7 15:39:56 | 显示全部楼层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28

主题

58

帖子

371

积分

网站编辑

Rank: 8Rank: 8

积分
371
 楼主| 发表于 2012-12-7 16:46:27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Archiver|手机版|利群读书论坛    

GMT+8, 2022-12-6 17:52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