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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林俊10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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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27 16:12: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黄林俊 于 2021-10-27 16:14 编辑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读书笔记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这本书主要对制度研究以及制度与组织合流的研究做了一个梳理,他在书中分析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早期制度理论以及新制度理论,建构了制度的分析框架,并将侧重点放在制度与组织关系的研究上。

        制度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传统,对制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著作研究了什么才是城邦的理想政体,之后的政治思想家们也一直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理查德·斯科特将政治学制度理论的演进历程划分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早期制度学派以及历史的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早期制度学派集中研究的是正式结构与立法系统,几乎仅仅关注宪法、内阁、国会、法院和行政科层制度等等,其往往关注对规范性原则的说明,而不是归纳可验证的经验命题并进而建立理论。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是在反对行为主义革命过度扩张的过程中出现的,新制度主义者试图重新强调规范框架与规则系统对于社会与政治行为具有重要的导向、制约和使能作用。其中历史的新制度主义采取的是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其强调一种宏观视角,探讨某种制度形式的演化,并研究其如何影响个体的偏好与行为,理性选择理论家更强调制度的微观基础,并探讨人们如何设计制度,以用来解决个体所经历的集体行动问题。

         社会学的制度理论能够为我们认识制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社会学早期制度理论认为个人与制度之间以及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社会学家帕克认为制度包括一套民德或正式规则,它们只有通过民众在已经确立的职位角色中集体地行事,才能得到实施,前一制度要素体现了民众行动的连贯性,后一要素体现了民众行动的一致性或者组织化。涂尔干强调符号系统是社会秩序的轴心,知识、信念与“道德权威”等就是社会制度。韦伯对制度理论的贡献在于尽管他没有明确地使用“制度”一词,他的著作充满了对理解文化规则的关注,这种文化规则包括从风俗习惯到合法确立的宪法和规则系统——界定社会结构与支配行为的方式,包括界定经济结构与经济行为的方式。帕森斯认为,在具有持续关系的行动者以共同规范标准系统或价值观范式作为他们自己的活动导向的意义上,行动系统就被制度化了。随着这样的规范系统逐渐内化于行动者,对它的遵守就成为行动者自己人格结构中的一种内在需要倾向或习性。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化的行动,是由“道德性”而非工具性关注所驱动的:“个体遵守制度性规范的基本动机,在于这种规范对个体所施加的道德权威”。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则建立在根源于认知心理学、文化研究、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松散地建构起来的思想框架之上,其中较新的概念模型更强调认知性而非规范性框架,主要关注运行于组织环境中的文化信念体系的影响而非组织内部的各种过程。

        斯科特在书中建构了一种整合性的制度分析模型,他认为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也就是说,制度具有多重面相,它是由符号性要素、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构成的持久社会结构。制度的规制性基础要素的核心成分,包括强制性暴力、奖惩和权益性策略反应,它们会常常因为规则的出现而得到缓和,这些规则包括非正式的民德、民俗或正式的规则、法律,其遵守基础在于权宜性应对,法律基础在于法律制裁。制度的规范性基础要素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制度还存在说明性、评价性和义务性的维度,这种制度就是规范性的规则,持有规范性制度概念的理论家们,强调社会信念和规范通过他人的内化和运用,而具有稳定的作用。关注制度的文化—认知性维度,是社会学与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其强调了以社会为中介的共同意义框架对于行动者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新的文化视角关注的是文化的语义符号性层面,视文化不仅是主观的信念,也是被感知为客观的、外在于行动者的符号系统。可以将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归纳为具有规制作用的规则和具有建构作用的规则,具有规制作用的规则有助于在系列给定的、具有确定利益的行动者之间建构行动,具有建构作用的规则则创造了各种独特行动者类型和相关的行动模式。

        在制度分析模型中,还应关注制度的能动性、传递者,制度的建立和作为过程的制度化。制度理论的突出特征在于优先强调社会结构的连贯性和制约性,同时关注个体行动创造、维持、转换制度的各种行动方式,能动性指的是行动者对社会世界具有某种影响能力,如能够改变规则,改变关系连带或者资源分配。制度的传递者主要包括象征符号系统、关系系统、惯例和人工器物。关于制度的建立主要有自然主义的解释和以能动者为基础的解释,自然主义的解释中,制度不是从利益出发的能动者的目的行动者的创造,而是面对各种相似环境的行动者集体意义建构与问题解决行为的产物。相反,支持以能动者为基础的观点的分析者,则强调必须视具体行动者为一种原因性的能动者,强调意图与自我利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斯科特在书中提出了制度化的三种基础机制,主要包括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化、基于承诺递增的制度化和随着日益客观化而出现的制度化,第一种制度化观强调的是物质激励的作用,第二种制度化观强调的是身份的作用,第三种制度化观强调的是思想观念的作用。

        本书的核心关注点在于组织与制度的关系,对组织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关于组织与制度的关系,一般有以下几种观点,如诺斯提出了一种类似于博弈论的观点,认为制度提供了博弈规则,而组织就是类似博弈者的行动者,组织可能会促进规则的建立,试图设计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并常常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和其他手段来变更这种规则。奥利弗·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持有一种稍微中庸的立场,认为组织及其机构、程序本身就是制度,作为制度的组织就是一种设计用来治理生产活动并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系统。迈耶、朱克尔和道宾等社会学家强调发生在社会(甚至国际)层次上的过程与单个组织结构及其运行之间的关联,反对在组织与其制度环境之间做出区分。

        制度与组织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为组织提供合法性,组织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甚至渗透,但是它们也能够创造性地和策略性地应对制度环境的影响意图。组织通过与其他面临相似要求的组织相互作用来应对这种要求,组织可能有时还会反抗、抑制甚至重新界定环境的要求。组织会集体地采取行动,也会单独地采取自己相对独立的行动,以重新界定、操纵、挑战甚至否定环境中的权威机构向它们施加的要求或者压力。

        斯科特还提出了组织场域的概念作为分析制度与组织关系的单位,这里的组织场域指的是包括关键的供应商、原料与产品购买商、规制机构以及其他提供类似服务与产品的组织等聚合在一起所构成的一种被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组织场域的核心要素包括关系系统、文化—认知系统、组织原型和场域中上演的集体行动。组织场域概念拓展了制度分析的框架,使我们可以把各种相关的行动者、制度逻辑以及治理结构纳入制度主义分析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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