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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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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29 15:13: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基本内容
作者杜赞奇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揭示了政权现代化进程中鲜为人注意的负面效果,且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来深入社会底层的。
本书中有三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内卷化。
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的关系。权力的文化网络将国家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一个共同框架,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连接起来,进而揭示地方社会中权威的产生过程及其表现。
文化网络是权力形成与施展的基础,一旦权力运作得不到文化网络的支援,整个乡村社会则会失去往日的秩序。权力的文化网络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封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封建国家使自己的权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乡村领袖们通过文化网络,利用象征价值确立自己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国家政权也通过象征价值的参与,来维持乡村社会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例如关帝的崇拜反映国家、社会各集团对其寄予的不同信仰和期望,而恰恰因为各种利益集团都追求它,使这个符号能产生法统。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国家对乡村的一种软性文化控制。
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就是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逐渐加强,二是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但就华北乡村实际而言,国家政权并未有效地利用原有的文化网络这一有利资源来管理乡村社会,而是不得不借助于“经纪体制”施行统治。
“经纪体制”下,国家政权调动“经纪人”积极性的主要手段是“放权让利”。于是乎,“保护型经纪”在农村发展中更突出其在政策内的保护性,“赢利型经纪”则更突出其在政策外的掠夺性,而且随着国家对农村的无序掠夺,农村财力日衰,“保护型经纪”无奈渐淡出前台,“赢利型经纪”则日益走向前台。赢利性经纪往往凭借其特殊的有利地位,欺上瞒下,玩法自肥,巧取豪夺,竭泽而渔,农村经济由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国家权力”沦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强化国家权威”的过程逐渐异化为单纯的对广大社会民众强化控制和敛集社会财富的过程,这极大地激化了广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直接危及到新生的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时,最初在基层政权“经纪人”阶层中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可能沿着国家政权的组织网络逐步向上蔓延,导致已经初步实现官僚化的高层政权机构的全面蜕化。由此必然发生杜赞奇所说的“政权扩张的内卷化”问题。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一旦发生“内卷化”,国家权力扩张的性质和内容就会改变。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其表现是:一方面国家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榨取的功能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控制约束能力不断减弱。政府的每笔税收都伴随着它难以控制的经纪机构的扩大,虽然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增加,但经纪机构已经附着到整个体制上,政权的合法性开始流失。
杜赞奇指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如果不能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由混合政治体制向现代官僚政治体制的过渡,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就有可能夭折。“政权扩张的内卷化”与“经纪体制”有可能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即国家政权陷入“为控制社会而不断扩张——外延扩张导致社会负担加重——负担加重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再次实行外延扩张……”的怪圈,直到国家政权最终崩溃,即国家政权建设失败。
杜赞奇认为,从他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20世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当国家政权的职能及人民对政权的期望迅速增长,即其增长速度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之时,对政权建设的要求便会产生与早期政权建设大不相同的一系列问题。在早期,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发展是有机一体的。
二、读书心得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新颖视角的价值
杜赞奇创新性地继承前人的成果,从权力互动的角度来认识文化结构,并由此来探讨“文化”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动过程,将“权力的文化网络”贯穿了他的研究。
最简单通俗的理解,就是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杜赞奇选取或是整合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并由此来搭建自己的研究框架,并完成了研究,为后继学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范例。该书多年以来都被持续关注,便是其成功与价值的最好诠释。
为什么杜赞奇能做到呢?这本书本身给出了一些解释。作者的研究,不仅仅建立在详实的调查资料基础上,还多方佐证,研习地方志、同时代作品,在浩瀚的资料与缜密的思维中碰撞出了创造的火花。只有严谨地对待研究,才能取得可信的结果;只有批判性地接受了已有研究,才能提出新的见解。这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家政权建设:得民心者得天下
国家政权的建设,必然涉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如何把控便是打江山、守江山的重要学问。
杜赞奇指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终结。新中国初期大批裁剪赢利型国家经纪是税收大幅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共产党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这是为什么?
书中介绍,当共产党到农村进行革命动员时,发现难以用阶级观念来动员民主。农民对土豪劣绅的态度比陌生的土改人员要好得多,绝大多数地主并非压榨人民血汗的大奸大恶之徒,所以减租减息并不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减轻捐税负担才是许多农民大众的第一要求。
杜赞奇认为,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的原因众多,如果要将这众多的原因强行归纳为一条,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深刻了解民间疾苦,无论是殴打妻子的家庭暴力,还是隐瞒土地的个人心理,无所不知,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民间疾苦的高度关注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从而激发起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激情。
)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遵循规律才能统御全局
事物皆有定理,唯有一定程度地遵循其规律,才能有效地为我所用。政权建设过程中,必然会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要想深入乡村这一最底层,就更是如此。如果不能很好地尊重地方性知识、选择性地利用当地资源,恐怕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难以全身而退。书中所说的政权内卷化,便是很好的证明。
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当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时,问题便会接踵而至,失败的萌芽也会破土。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国家力不从心,政权建设难以推进,直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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