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至上的诺齐克 S20201008杜陈 摘要:诺齐克一方面推进了由罗尔斯所开启的反对结果主义的政治哲学事业,另一方面对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和分配正义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开篇即言,个体拥有权利,有些事,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做的。诺齐克和罗尔斯共享人本身是目的,不应当作为手段的基本价值,并且都采取了某种契约论的方式论证正义的可能或国家的必要。然而,在共同的基点上,两人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诺齐克的道路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罗尔斯的道路则被称为平等自由主义。但是,在现实结果上,相反的路径却又在某一点奇迹般汇合。诺齐克承认,在对持有正义的矫正方面,国家能够施行某种再分配。 关键词:自由至上主义;诺齐克;自然权利;持有正义;分配正义 一、自由至上,矢志不渝 在20世纪晚期的政治哲学舞台上,诺齐克以对个人权利的捍卫闻名。诺齐克认为,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是评估国家行动的核心标准,并且合法的国家只能是最小意义的国家,并将自身的行动范围局限在对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契约的保护。人们多以自由至上主义来称呼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发展的学说。依据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的自由至上主义,国家不应当用权力实施再分配、迫使人道德或者禁止人们自我伤害。诺齐克的作品广泛涉及政治哲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价值哲学。除了1974年出版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外,诺齐克的著名作品还有1981年出版的《哲学解释》(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1989年出版的《经过省察的人生》(The Examined Life)、1997年出版的《苏格拉底的困惑》(Socratic Puzzles)、2001年出版的《价值不变性》(Invariances)。 在诺齐克的青年时期,尤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他拥护的是社会主义。并且,诺齐克还是一个学生性质的社会主义社团在当地分会的创始人之一。据说诺齐克转向自由至上主义与他和一名哲学系同学布鲁斯·高柏(Bruce Goldberg)的友情有关。通过高柏,诺齐克结识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罗斯巴德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拥护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的观念。受其影响,诺齐克发展了基于权利的自由至上主义,并用其为最小国家进行辩护。不过有意思的是,无论是高柏,还是那些影响了诺齐克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并非是自然权利理论的拥护者。故而为何诺齐克会采用自然权利(核心是获得性的财产权)的形式来构筑自由至上主义仍然是一个谜。 围绕着诺齐克本人的无数争论,其中之一是诺齐克在晚年是否对自己所持的自由至上主义进行了修正。看起来,诺齐克似乎在后期的作品中,如《经过省察的人生》和《理性的自然》(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进行了一些方面的修正,最显著的是对符号功利性观念的否弃。然而自始自终,诺齐克都并未放弃自由至上主义和《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的核心理念。 在诺齐克晚年的一次采访中,诺齐克如此说道: “那些说我偏离或者否弃了自由至上主义的谣言太夸张了。我想关于我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在自由至上主义的总体框架中,(《价值不变性》)已经写得很清楚了。”[1] 诺齐克在《价值不变性》中认为伦理是多层结构,首要的一层是尊重(respect),而尊重由一系列的消极权利所组成。有且只有这一层,能够在任一社会被强制实施。“任一社会所能够强制施行的全部要求,就是对尊重伦理的坚持”[2]。
[2] Robert Nozick, Invariances: The Structure of the Objective World[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82.
[3] 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M]. 邓晓芒,匡宏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525.
[4] Rob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M].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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