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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霞林四月份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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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19 14:10: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逃离不平等》
人们挣脱贫困和疾病的努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逃亡,迪顿把本书的英文书名命名为《 The Great Escape》,直译过来就是大逃亡。在大逃亡中,有的人成为幸运儿,为子孙后代创造了未来,有的人却终身没有摆脱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不断向前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造就不平等的故事。因此,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迪顿想要通过时间跨度更长的数据,看一看不平等是怎么随着社会进步而演变的。
本书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通过历史数据,迪顿认为人类社会曾经相对平等,特别是在健康水平方面,但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历史上很多公认的伟大事件,比如说工业革命、疫苗的发明等等,虽然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也打开了不平等这个潘多拉的魔盒。其次,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经济繁荣,但是总体来看,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一点儿都没有缩小。最后,富裕国家虽然为贫困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只满足了富国民众的道德需求,对贫穷国家的民众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
第一部分:人类社会是怎么从相对平等走向不平等的
不平等问题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那么,怎样才能比较靠谱地估计出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呢?迪顿的策略是抓大放小,找到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领域来研究。在迪顿看来,健康和财富是绝大多人的共同需求,因此他选择了关注健康和财富这两个具体领域的不平等。健康不平等很常见,更有钱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衣食住行比普通人强,生了病也能看上更好的医生,用得起特效药,难道这种现象不是从古到今、放之四海而皆准吗?迪顿认为,还真不是这样。他推测说,在19世纪之前,人们在健康方面还是挺平等的,人们能活多大岁数跟在什么阶层没关系,不论贵贱,概率差不多。疾病面前人人平等的情况,在18世纪中期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一个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技术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让成百上千万的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这对提高公共卫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们,开始敢于用理性去否定过去的教条,进行各种各样的医学创新,一些现在还广泛使用的医疗手段,比如说用奎宁治疗疟疾,还有天花接种,就是在那个时候发明的。一项医学创新刚被研发出来,成本往往比较高,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触到,所以占有信息优势还负担得起的人多半非富即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贵族比普通民众更早实现了对常见传染病的大逃亡,新的不平等被这么被制造了出来。当然,这也不是说普通民众不能从进步中获益,因为随着知识被更广泛传播,治疗的药物和方法变得越来越便宜,普通人也能因此受惠。英国的数据显示,大概从19世纪中期开始,也就是贵族在寿命增长上领跑了100年后,英国总体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开始实现持续增长,从40岁长到了20世纪中期的70岁,再到现在21世纪初的80岁。只是,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社会进步带来的不平等,赤裸裸地体现在了贵族和普通民众这一个世纪的时间差上。
当富裕国家内部的寿命不平等在逐渐缩小的时候,另一个巨大的鸿沟却出现了,那就是国和国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直到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健康状况,仍然相当于发达国家18世纪时的情况。一个人出生在穷国,不幸染上肺结核,很可能因此死亡;如果出生在富国,他有很大的概率能逃过一劫。在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下,个体的命运就像是浪潮上颠簸的一叶小舟,自身的奋斗并不能左右潮水的方向。那么,这种国和国之间的不平等,是因为富裕国家有钱、贫穷国家没钱吗?工业革命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从18世纪中叶到现在,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史无前例的提高,全世界人口的平均收入增加了7到8倍,但是与这段辉煌历史同步进行的,是东西方的大分流,就是说英国、西北欧和北美这些地方,开始在经济发展上和世界其他地区分化开来,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巨大鸿沟,这也是社会进步带来不平等的又一个例子。
迪顿认为,很可能不是,因为很多研究都发现,经济增长本身不能自动改善健康水平,一些更直接相关的因素作用更大,比如能不能有力防控疾病,包括提供更干净的水、建立基本公共卫生体系、发展私人医疗、卫生部门之间协调努力等等。在这些方面,很多穷国的政府做得还很不够,甚至在政府不那么缺钱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改善现状。比如,有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靠矿产和石油运行得很好,它们自然形成了一种漠视普通民众健康的体制。这些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使得国和国之间的健康不平等,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扩散而变小。
自从18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社会就在一边发展,一边制造不平等。工业革命造成了东西方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大分流。医学创新和技术进步,使人类的寿命得到了很大的增长,但是不同的人群在进步中获利的程度是不平等的。这种差别先是体现在先发展国家的内部,比如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贵族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长出20年,随后体现在穷困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穷国的人们至今还没有摆脱疟疾、肺结核等传染病的死亡威胁。
第二部分: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不平等的演变
迪顿承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是人类进步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使亿万人口挣脱赤贫和疾病,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逃亡。但是在对比了半个多世纪来的数据之后,他得出的却是又一个令人悲伤的结论: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
他按照平均收入这个标准,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排序,得到了一个从最穷到最富的国家队列。迪顿对比的不是队伍两头最穷和最富的国家,而是那些相对贫穷和相对富裕的国家。这个“相对”是什么意思呢?迪顿发现,在1960年,相对富裕国家的国家平均收入,是相对贫穷国家的7倍,在2009年,这个差距扩大到了8.5倍。这种整体不平等的扩大,意味着虽然人类总体财富在增加,但在财富分配不平等这方面,我们一点进步都没有。尤其是在有些国家全力追赶、缩小不平等的前提下,这种扩大更说明有些国家在大踏步掉队。这就像在奥运会开幕式走方阵一样,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每个国家想象成一个方阵,那么,欧美国家的方阵走在前面,中国和印度两个方阵原本在后面,但是前进很快,已经走到队伍中间,而刚果、海地等一些国家的方阵却在大踏步向后走,导致人类整体的队形越拉越长。另外,即使一个国家的方阵在整体向前,也有可能加剧不平等。比如说,印度城市里高科技公司的有钱人,早就站在整个队伍的最前端了,但是印度农村的贫困群体却在原地踏步,这种内部的不平等常常被整体向前的趋势掩盖。迪顿认为,如果不平等没有随着发展而改善,那么整个国家的进步也会因此蒙上阴影。
第三部分:富裕国家和国际机构对贫穷国家进行的扶贫和卫生援助
自从二战以来,富裕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上,对贫困国家提供了巨额援助。这些对外援助,如果只论出发点的话,确实闪烁着道德的金光,体现了人类可贵的同理心和正义感。它们要么是在富裕国家的民众捐款支持下,政府执行的官方援助,要么是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者是抗疟疾、肺结核等公共卫生相关的国际组织推动的援助项目,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实现资源的反向流动,缩小严酷的不平等。
在迪顿看来,得出一个最低1美元的生活标准,乘以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总数,再去想办法筹集那么多援助发出去,这种做算术题的思路本身就走偏了,把现实理解得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在对外援助中卷入的各种复杂因素。比如说,在富裕国家中,虽然纳税民众愿意花钱支持扶贫,满足帮助别人的道德需求,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具体的援助结果。以政府主导的援助并不是人对人的,而是政府对政府展开,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实施援助时,往往掺杂了大量的经济政治考虑。
这些和现实利益的捆绑,使援助没有流向它应该去的地方,削弱了援助在实际中的效果。不少被援助国本身就是政治腐败的独裁国家,援助很有可能根本没有帮到穷人,因为统治者会中饱私囊,或者把援助的资金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持原先那种对人民福祉不管不顾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贫穷和疾病不是因为缺乏资源和机会,而是因为失败的体制和政府,贫穷国家拿到更多的钱,反而维持或恶化了这些问题。
那么,国际组织进行的公共卫生援助,会不会和这些政府主导的扶贫援助、发展援助有所不同?比如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贫穷国家的千百万儿童送去抗生素、疫苗、杀虫剂、蚊帐等等,降低他们因为传染病而早死的风险,这种工作应该是实打实的吧?迪顿认为,健康援助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情况也不容乐观。这些成功的健康援助计划,基本上都是垂直卫生项目,也就是国际机构自上而下的空降兵项目,这些项目的主力是外来的“和尚”,在当地实施的时候,再招募一些本国的地方卫生人员参与。
因此,迪顿指出,不管是扶贫援助还是卫生援助,国际援助虽然有正面作用,但是也带来了非常复杂的负面作用和伦理问题。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同理心和道德责任感,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加在一起,也不能保证全人类的胜利逃亡,现实中的操作,远比简单的数字计算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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