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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磊 三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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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9 11:29: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读后感
S20201015 孟磊
摘要:罗伯特·诺齐克是新古典自由主义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1974年,他出版成名之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由此奠定了他在当代自由主义世界的重要地位。总的来说,这部著作就是一种国家理论,全书分为三编,讨论三大问题:一是探讨一种最弱意义的国家是否能够以一种符合道德原则、不侵犯个人权利的方式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中产生,诺齐克给出了肯定的结论,论证了国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二是探讨国家即上述最弱意义的国家是否能否超出“守夜人”式职能定位,进行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再分配,批判了罗尔斯所提倡的 “功能更多”的国家必侵犯人们的权利,是不正当的;三是探讨最弱意义国家的“元乌托邦”魅力,认为它是“权利的理想国”。
关键词:最弱意义的国家;道德边际约束;持有正义;乌托邦
一、国家的起源和产生
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便是一个先于有关国家应如何组织的问题以及国家是否应当存在的问题。诺齐克认真对待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通过论证得出结论:某一种形式的组织,即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并不需要违反任何道德原则而存在。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拥有一些自然权利,如人身、自由、财产等不受侵害,大家广泛接受自然的道德律。然而,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维护这些道德律,公正地处理个体之间的权利冲突并对侵犯者加以惩罚,将会有诸多不便,由此便产生了一些“保护性社团”。在一个地域之内,起初可能会存在着许多自发形成的专业保护机构,但由于竞争,最终会出现一个“支配的保护性社团”。它的产生与人们设计的意向目标无关,完全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种“支配性保护社团”还不是一个国家,国家最低限度应该满足两个必要条件l)在某一地区中拥有对强力使用的必要的独占权;(2)国家应该保护所有人的权利。而支配性保护社团为了保护一个地区的社会安定,将禁止任何个人的报复行动,由它自己垄断全部惩罚和索赔的权力。但是在私人保护性社团体系下,不实行任何道德上不合法的行动,缺少独占的因素,并且“只有那些为保护付了钱的人才能得到保护,进一步说,有不同等级的保护可供购买。”可见支配的保护性社团仍非一个国家,只是个似是而非的组织实体。
支配性保护社团不能强迫独立于其之外的个体加入自己,他们仍保留有强行正义维护自身的权利。然而因强行正义所带来的危险将致使所有社会成员的恐惧,在程序性的正义要求下,唯一具备主持裁决能力的支配性保护社团将禁止独立者与自己庇护成员间的报复活动,在事实上独占强力。这个共同体所拥有的权利是成员移交给它的个人权利的总和,是个人权利的转移和让渡,这并没有侵犯任何个人的权利。因而,从自然状态到“超弱意义国家”的过渡,在道德上是合法的。但是,“超弱意义的国家”依靠强力而获得的对使用强力的垄断权却又是不合法理的。因为仅仅根据独立者强行正义的危险性来禁止他们使用报复保护自己,这种理由既不充分,也损害了独立者的利益。因此诺齐克提出,“超弱意义的国家”要使自己的“禁止”和强力垄断成为合法的和合乎道德的,就必须给予独立者的损失以赔偿,而非再分配。诺齐克认为唯有历史性且非模式化的分配才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其他的分配是对个人劳动的掠夺,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诺齐克用“赔偿”方式来捍卫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又用它来证明国家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道德性。而赔偿这些独立个体的最省钱的方式就是对他们也提供保护服务,这种既有强力垄断权,又能为全体公民提供保护的机构就是诺齐克所想的“最弱意义的国家”。
诺齐克的论证,遵循的是一种康德式的道德约束原则,虽然他把权利作为衡量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的根本标准,但他并不是把权利作为一种目的,即不认为国家必须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为目的。因为,如果坚持这种权利目的论,就有可能允许为使较大的侵犯不致发生,而允许较小的侵犯了,也就是说目的能够证明手段,诺齐克放弃这种目的论观点,把权利作为一种对任何行为都始终有效的道德边际约束,就意味着不管目的、动机如何,任何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或行为准则都不是正当的。权利不是作为所有行为趋向的目标,不是要经过各种行为相互平衡之后达到一个不受损害的最小值,而是附着于所有行为之上,对行为本身而言提出的约束:在任何行动中都应不违反这约束。不仅功利目的论,权利目的论也是错误的。根据这一道德律令,诺齐克提出了边际约束原则的道德观,即“人们相互之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约束,也限制着人们通过一种国家机器可以做的事情”。在这种边际约束下的国家中,政府的功能及权力只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诈以及责成契约之履行等,也就是说,国家的职责是一个守夜人的职责。任何政府如果拥有比守夜人更多的权力的话,则它一定会侵犯到个人的自然权利,因此,也就违反了道德原则。
二、“守夜人”的国家功能模式
对于这些国家功能的设想问题,许多政治哲学家都认为国家应当拥有积极的作为,最大化地实现公共善。对此诺齐克指出,当政府的职权超出守夜人的范围而执行社会再分配的公正时,就一定会侵犯到个人所拥有的自然人权,就背离了公共权力设立的初衷,在道德上都不是合法的或可证明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其功能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有限功能,“任何比这功能更多的国家都要侵犯人们的权利”。诺齐克在这里论战的、希望国家要做得更多的政治学家主要针对罗尔斯,特别是在维护社会的平等方面,罗尔斯总指望能够推行一种能令大多数人满意的“模式化分配”政策,即由国家出面,按照某种既定“原则”进行分配或再分配,在“平等的正义”大旗下,似乎这种要求的正当性没有丝毫的怀疑。但诺齐克在理论上对于“平等的正义”原则提出了挑战,指出功能更强的国家并非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好手段,这也是他和罗尔斯的分歧所在。
诺齐克与罗尔斯在国家的政治功能方面分歧不大,他没有对罗尔斯的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原则提出异议,他同样认为国家在政治上要保障所有人享有尽量广泛的基本自由,这种保障优先于对社会福利、次序的考虑。但国家在满足这一条件之后,是否还能做更多的事呢?即能否按照某种社会理想或分配模式,致力于达到一种经济利益的分配正义呢?罗尔斯认为可以,而诺齐克则认为不可以,并提出自己有关持有正义三原则的权利理论,来反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以及他主张扩大国家功能至分配领域的观点。
罗尔斯关心东西如何分配,诺齐克强调东西从何而来,罗尔斯重视导致平等的结果,而诺齐克更注意产生权利的过程。他指出,人们对平等虽然有一种偏好,但对平等要求却缺乏有力的论证。人们总有一种感觉,好像平等是理所当然的、无需证明的。人们总是认为,某一物品被平等分配是自然的,而不平等的分配则应该提出自己的理由。然而,诺齐克指出,人类社会中的财富、物品、利益并不是从天而降、无中生有的,它们大体上都是有主的,都是揉合了人的智力、劳动在其中的。贸然地进行某种统一的平等的分配,就意味着剥夺一些人的权利给另一些人,侵犯这一部分人的权利就完全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不正当的、非正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正义不可能体现在任何由国家推行的“模式化”的平等分配中,而只能体现在人们既定的“持有”在来路上的正当性中,这样,“分配的正义”转换成了“持有的正义”原则。诺齐克又认为,分配公正的问题是个人根据什么原则而能有权利拥有某些东西,在这种取得拥有权的过程中,只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是否违反了道德原则的问题。他指出,分配公正牵涉到三方面的问题1)一个人如何能有权利拥有本来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2)一个人如何有权利拥有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3)当某一个人违反了某些道德原则而拥有了他没有权利拥有的东西时,我们该怎样矫正这种不公正的现象?这样对问题的构思,把分配公正的问题转化成了有权拥有的问题。与此对应,他提出了三个原则1)有关占取的公正原则;(2)有关转让的公正原则; (3)对不公正占有的矫正原则。诺齐克将此归纳成一个原则:即“持有的正义”原则,“如果一个人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义的;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的总体(分配)就是正义的。”在诺齐克看来,任何再分配都代表着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最好的国家应是管事最少的国家。超越最弱意义上的国家,要求一个具有更多功能的国家是不可能得到合理性、合法性证明的。
诺齐克的权利原则首先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原则,即它衡量分配是否正义不是看其当下的结果,而是看其历史演变过程。它在回答“这持有正义吗?”这个问题之前,先问“这持有是怎么来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实际持有都是符合这两个正义原则的,有些人是通过盗窃、欺骗、奴役和剥夺别人而得到自己的持有的,这就是说,需要矫正实际持有中的不正义,纠正先前对前两个正义原则的违反情况。然而,这个原则是不易实行的,按照诺齐克的意见,只要某一持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不正义的,这后面的所有环节就都不能说是正义的,但是严格坚持这一个原则又受到信息的限制,准确详实地追溯某一个历史持有环节是不可能的,因而实行矫正原则根本就无从下手,这成了诺齐克“持有正义”理论硬伤。
三、“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家框架
诺齐克认为最弱意义的国家之所以有吸引力鼓舞人们为之奋斗,原因不在于最弱意义国家是一个“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而在于他为每个人自由实现其个人权利提供了理想框架。在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家和乌托邦是相互对立的。而诺齐克将两者统一起来,宣布“我们描述的这种乌托邦框架就等于是‘最弱意义的国家’”。最弱意义的国家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但更正确地说,它是“一种元乌托邦”。
诺齐克支持乌托邦结构有三点理由:一是人是有差异的,他们的价值互异,每个人追求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因此,没有理由认定只可以有一个共同体作为所有人的理想;二是既然所有的社会政治价值不可能同时实现,那么就必须使它们可被实现的机会相等,而不能厚此薄彼,就必须允许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作为选择对象出现,让每个人都能选择那最合符他个人的价值观的共同体;三是乌托邦结构的运行,就可成为一种优越的过滤过程,也许筛选出一个对所有人最好的社会。在诺齐克所设想的结构中它提供了一种人们乐于生活其中的“一种乌托邦的结构”,不包含个人价值的体现,而是一个不具有内容的形式,所有的善和价值的内容都存在于“共同体”之中。其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作为强力独占者的国家。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保护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在所有个人或共同体之间保持中立与公正的立场,除此之外,国家不能干涉个人事务,限制个人自由,侵犯个人权利。二是共同体,国家的数量只有一个,而共同体的数量可以无限。三是个人。只有个人才有独立的生命,才是至高无上的,才是最终目的。
合而观之,我们可以发现,诺齐克所说的支配性保护机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和乌托邦的社会结构实是同一个东西,三者事实上是等价的。讲支配性保护机构是从其来源讲的,讲最弱意义国家是从其功能讲的,讲乌托邦结构则是从其理想,从其志向讲的。作为乌托邦结构的最弱意义国家是诺齐克致力求证的国家理想,也是其权利正义论的最后归宿。然而,这种乌托邦理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幻想,诺齐克反对传统的乌托邦,主张将理想与现实分开,但同时又在他的国家与乌托邦的统一中,理想被整合进人现实之中,致使其界限模糊不清。而且如果要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一想象的模式,将涉及到诸多难题,比如可能没有足够的人愿意加入、各团体间可能发生冲突、个人获得信息与迁居的费用高昂、一些社团可能限制迁徙自由等等。诺齐克关于理想国家学说的论证在理论上是有启发意义的,但在现实上是行不通的。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诺齐克。何怀宏,等。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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