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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磊 二月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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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9 11:18: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论自由》中的功利主义自由思想

S20201015 孟磊

摘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当时的英国正处于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时期,密尔应时代思潮而成为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与主要代表。他继边沁之后,对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密尔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自由思想成为了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通过分析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了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我们能对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所宣扬的自由理论进行更为全面的把握。
关键词:自由主义;权利;功利主义
一、历史背景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密尔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赋予自由主义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形式,从认识论、历史观、伦理观等角度为当时已经达到黄金时期的自由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并以清晰的逻辑对个人自由的理想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生于19世纪的密尔,见证了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以及英国国力一步步地走向强盛,其所创作的《论自由》可以说与当时历史发展的时代背景相呼应,是密尔在吸收总结了前辈思想家的政治自由观念后,自身以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所构建的自由思想集中展现。
二、西方自由思想传统

    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承认,作为一种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确定在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英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故乡,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对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自由主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传统的演变,集中表现为英国自由主义思潮形成和发展的两个时期:
(一)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权利基础
    在英国政治传统中,对自由的认知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在霍布斯之前,人们对于权利的界定是具体而非抽象的,而且往往要追溯到反对王权的久远历史传统之中。在中世纪,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建关系为人们确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承担一定的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利。随着后来中央集权的增强、王权的兴起和扩张,原属贵族的一些权利逐渐被王权所侵犯,封建贵族由此展开反对王权、争取权利的斗争,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如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1689年的《权利法案》等,有效地制约了王权,维护了贵族的权利。在英国人看来,维护权利就是获得了自由,自由不是先验的,而是传统的。但是,这种自由还只是少数人的权利,也即只是封建时代贵族们的特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近代自由主义则主张自由应该是普遍的、每个人都平等拥有的。因此,抛弃历史传统中的权利观念代之以普遍的自由是近代自由主义产生的必要前提之一。
    在历史上,这一转换始于霍布斯。霍布斯沿袭了英国人以权利看待自由的固有思维定式,但他并没有从历史中寻求自由的根源,而是从理论预设的自然状态中定义自由,他假定,在政治国家产生之前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存在,他的行为决定于其本性,即自然的欲望、恐惧和自利倾向。人的最终目的在于寻求快乐、逃避苦痛,实现自我的保存。为了维护生命,每个人都拥有天赋的或自然的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一切自己愿意的手段自由行事。这种自然权利是每个人都平等拥有的,它出于每个人对自我生命的绝对权利而不在于其出身门第和血统。因此,这样的权利(或自由)是普遍的,也是绝对的。若单单就此而言,霍布斯并不能得出任何政治权力和服从义务的必要性质,但他同时指出,虽然拥有自然权利是不容置疑的,但如若放纵这种自然权利,不但不能实现保存生命的最终目的,反而会是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各自为战的战争状态,结果人人自危,安全没有保障。因此,必须寻求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强权力量,来克制个人的天赋权利,使之转换为社会状态中的人的自由,实现秩序和安全。
    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洛克提出了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服从所引发的道德义务问题,即他的同意学说。洛克认为统治应该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进行,政府的合法基础在于个人权利的合法让渡和授予。事实上,洛克提出的被统治者的同意并非霍布斯所言的最终的同意,而是一种“持续的”同意,同意不仅仅在摆脱自然状态时发挥作用,而且在政治国家中继续有效。人们不是经过理性的同意把自然权利一次性地全部授予政府,而是保留了许多重要的权利。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可以持续地表达自己的同意来维护权利,防止政府的专制。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定期举行的选举所依据的正是这一理论原则。通过同意学说,洛克不仅完全排除了霍布斯理论中以个人理性选择导致专制统治的任何可能,而且还开创了关于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他本人也被称为近代自由主义的鼻祖。
(二)近代自由主义的转向:功利主义
    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与权利理论不同,功利主义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是看后果,而不看它是否符合某种先验的原则。譬如,边沁就把快乐、幸福作为评价道德与立法的标准。按照边沁的解释,所有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谓善的行为,就是能够给行为者带来快乐、避免痛苦的行为。如果行为者是个人,则凡是能给个人带来快乐的行为就是好的。如果行为者是一个群体,则凡是能够给群体带来快乐的行为就是好的。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者在证成自由时并不会试图展示自由具有内在价值,而是试图论证保障自由会给个人或社会带来某些好处。功利主义不承认抽象的人权,只承认在特定法律规范下的公民权。在西方近代历史上,不少著名的功利主义者成为自由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譬如,英国19世纪以边沁和密尔父子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者成为当时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倡导者。
    功利主义者首先对激进自由主义学说的理性方法论基础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尽管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同时也是有限的,并不能保证人们不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在决定人们行为方面,情感、习俗和经验等因素远比基于理性的契约义务观念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外,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契约观念实际上并不具有不证而明的真实性,理性的同意学说也同样无法说明这一矛盾:遵照理性,在专制统治下的人们不可能同意君主的权威,但是现实中却仍然不得不服从他的命令。实际上,国家早已存在了,其产生根本不是基于什么契约,而是基于人们对现实利益的服从习惯。因此,必须对自由主义方法论基础进行根本的改造,抛弃自然法、契约论以及自然权利等抽象的观念,代之以功利原则。
    趋乐避苦是人的根本天性,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都不过是寻求幸福,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到的明显事实,任何形而上学的玄虚理论都无从解释人类的行为。在此,边沁不仅指出了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结构——以人的行为根本动机为基础论证功利乃是人的天性;将功利标准引入政治领域,确定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以政治的基本原则为依据,探讨政府形式和运作等现实政治问题。而且,他也明确了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性质。在边沁看来,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所面临和期望解决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如何协调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功利主义伦理学探讨的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主题——个人和社会;而考察自由主义问题又必须采取功利的标准。这样,边沁虽然从功利的角度研究和探讨自由主义,与霍布斯、洛克等人以自然权利论证个人自由的传统迥然不同,但双方殊途同归他们政治理论的自由主义性质并无太大的区别。
三、密尔的自由思想

    为了理解密尔自由理论的内涵,首先便要剖析其哲学基础。关于密尔自由理论与功利主义的关系,密尔本人在《论自由》中曾有明确表白:“凡是可以从脱离功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权利观念推出我的论证的任何有利条件,我都未予利用。在所有道德问题上,我最终诉诸功利;但是,这必须是最广义上的功利,以人作为进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为依据的功利。”1
不过,密尔的功利主义立场并非简单的拾前人牙慧,而是进一步完善了边沁的学说。密尔在晚年开始反思功利主义的以简单低级的快乐视为一切价值的判断标准,于是强烈批评边沁的快乐主义哲学,尝试区分快乐的质与量。密尔明确表示,快乐的质量不同于仅仅感官的满足,而与“人生的终极目的”相联系,认为这个终极目的既然是全部人类的目的,就必然也是道德的标准。密尔甚至说道,“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2这态度鲜明地表明了密尔对早期边沁式的功利主义持批评态度。
一些当代的自由主义者曾对密尔的学说提出过质疑。当代自由主义的主流将自由视为人的基本权利,坚信除非把自由视作绝对价值,对自由的认可就可能是有条件的、可交换的。诚然,当代自由主义主流无法否认密尔学说的自由主义特征,但他们不能想象密尔从功利主义基础出发可以对个人自由作出如此坚定的维护,故而希望从密尔对自由的证成中剖析出个人绝对权利的因素。著名自由主义者以赛亚·伯林就曾对密尔自由观念与功利主义的联系提出质疑。他举出密尔的一系列言行,并明确断言,当密尔发出如此言行时,“当他为妇女、工人、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辩护,因而成为英格兰受侮辱与受压迫者的最富激情也最有名的斗士时,我们很难相信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自由与公正(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而是功利(它是计成本的)”。3
    密尔在《论自由》中开宗明义,阐明《论自由》的主题不是讨论所谓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即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和界限。”严复在翻译密尔《论自由》时,把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精辟地理解了密尔著作的主旨。密尔在《论自由》卷首连续用两个“一般性”,是希望提出一套关于自由与权威的一般性原则,从而能够涵盖、指导所有涉及自由的问题。正是从这一目标出发,密尔提出一条指导处理自由与权威问题的“极简原则”,作为他全书的总纲。密尔对这条原则的表述如下:“本文旨在肯定一条极简原则,当有权绝对地支配社会以强力和控制的方式处置个人的事情时,无论采取合法惩罚形式下的物质力量,还是公众舆论下的道德强压的手段,其准绳是自我保护,即人类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其唯一正当理由是旨在自我保护。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名成员,可以违反其意志而正当地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对他人的伤害。至于这个人自己的好处,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不是充足的正当理由。……从正当性上说,在仅涉及他自己的那部分行为上,他的独立性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身体和心智,个人是最高主权者。”
由于强调个人是自己的主权者,密尔明确拒绝以“父爱主义”或社会道德、信念为依据干预个人自由。密尔将干涉个人自由的理由限定在防止个人对他人的伤害上。在阐述了自由的“极简原则”之后,密尔《论自由》的其余章节分三个方面详细展开这一原则:第一,密尔主张个人在意识领域最大限度的自由,包括良心的、思想的、意见的、情操的自由,以及表达这些思想、意见、情感的绝对自由;第二,密尔对个性自由做出了强有力的、充满激情的辩护;第三,密尔试图在个人可以自行处理的行为以及社会或国家可以合理干预的行为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即群己权界原则的应用。
四、小结

    密尔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自由限度中提炼出功利主义的自由。功利主义是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密尔以其功利主义自由观作为化解个人自由危机之道,其自由理论作为传统自由主义集大成者,继承且扬弃边沁的功利主义而完成了从放任自由主义向有限自由主义、从政府干预的消极主义向积极主义的转向,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对自由的执着追求,而且将英国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与从欧洲大陆引进的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为个人在现代社会追求自由与个性提供一条路径。而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密尔自由思想体系中所体现出的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对公权力的限制以及对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宣扬,更是对19世纪的英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密尔,《论自由》,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2]密尔,《功利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0页
[3]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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