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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磊 一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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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9 11:04: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孟磊 S20201015
摘要:《旧制度与大革命》作为一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著作,其中有许多值得关注的悖论,如顺利进行的中央集权进程和开明政府改革,不仅未加强王权反而挑动了民众对旧制度的反抗,撼动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根基,这一奇异现象所潜含的深刻政治联系,值得我们从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视角对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进行分析,为稳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汲取一定的历史借鉴。
关键字:中央集权;旧制度;改革
一、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关注与困惑
法国大革命又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及其统治下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由此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来自民众的憎恶与奋力反对,旧的观念也逐渐被启蒙运动以来宣扬的天赋人权等民主思想所取代,这一激进彻底、规模广泛、影响深刻的革命运动,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在法国初步确立了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这场大革命还为以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动摇了欧洲其他国家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因而具有世界意义。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书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帮助读者透过复杂纷乱的表象和种种悖论,揭示出一场旧体制的改革是如何不可挽回地演变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大革命要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当时的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
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彷佛与我们的常识所截然相反:革命难道不应该是在受剥削、压迫被严重的地方率先爆发吗?民众的处境有所改善为何不是缓和现行政治体制中的矛盾对立?以及对政治积弊的改革尝试是否反而招致最多的不满与仇恨而酿成革命?
二、托克维尔的发现与阐释
(一)旧体制下中央集权的强化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段话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发现法国的旧制度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居于一种微妙的转型阶段: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向后者的转型中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完成中央集权带来的系列反应:
首先,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从各地方的贵族领主手中回收了封建自治的实权,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民众之间,政治权力的纵向空间变得无比空旷,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是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此外,从路易十四开始,首都巴黎便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三重中心,并且其压过法国其它各省的扩张势头不断持续,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当巴黎在某领域产生震荡时其影响将掀起全国性各方面的广泛影响。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爆发革命的一大重要原因。
其次,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王权对三级会议的限制,使得第三等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贵族享有的特权一直不断增长,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阶级间的嫌隙带来社会的割裂,必然会召唤一种新的主宰力介入及其争夺领导地位而发生的政治冲突。
第三,中央集权的政治专制局势下,法国当权者选择开放在他们看来实际影响甚微的言论自由,作为社会的“减压阀”。托克维尔强调这为文人政治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条件,使得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然而,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具体行政事务,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于是,一场令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大革命,带着宗教革命的色彩步入现实,落实到政治实践。
(二)不力的政府改革完成了民众的革命教育
正式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独到见解。他指出,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第一,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私人对此的投资往往遭受合法的侵害和官方风险,迫使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第二,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第三,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强化民众的革命动机;第四,大革命前夕,路易斯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了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5],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不仅造成内部的对立,还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也为接下来彻底变更政府形式的大革命降低了思想冲击。
三、总结与启示
在意识到现行政治体制存在弊端,多数国民处于受苦的压迫状态下,一位开明、仁爱并富有政治作为抱负的执政者,定然要努力地积极规划、实施一套更为合理、公正的改良方案,使得民众获得更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并且巩固政治体制的根基、强化政权的效力。但改革所革新的积弊中,诸多当下看来有害的风俗惯例、传统价值、法律条文,曾经却充当维护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基础,在大面积废除它们的过程中,所引起民众以及内部行政人员的情感和思想震动是巨大的。最不理想的情况便是:改革的宣传教育使得民众对政体内弊端的憎恶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而政府此时却因动摇了自身的权威基础而丧失引导民众有序参与改革的能力,民众已不满于仅对现行制度的改良,而是要求彻底变更政府形式,诞生革命的政治诉求。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旧制度已经在许多方面过度透支了其政治体制的权威:为弥补对外战争造成财政亏空而实行的卖官鬻爵;为剥夺贵族政治而补偿的过度经济特权;为加强王权、以行政权挤压司法独立空间而设立的御前会议和特殊法院;封建等级制下的各阶级对立、对农民的抛弃;全社会对于文学化的政治理论的热议和追捧……法国曾经的绝对君主制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阶级各领域的根基都在不断削弱,导致了路易十六政府无力承担改革对自身带来的冲击,最终旧体制轰然倒塌。旧体制自有其突出功绩,几个时代以来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度,即使在大革命后仍得以被继任者延续,崩溃的是无法妥善处理中央集权的隐患、驾驭各社会阶层、稳步推动改革的王权统治。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时提出了一系列“悖论”,这些悖论所蕴含的复杂历史因果,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同样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出来的种种悖论,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如下: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充分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性,对于当下兴起的西方普世价值思潮审慎对待;切实减轻人民负担,不能为减轻某一社会群体的负担却又加重另一群体的负担,制造社会阶层对立;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利益固化,确保社会各阶层能够充分平等的流动,才能保持长治久安;居安思危,在繁荣时期保持清醒头脑,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们的需求日益广泛,整个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心理预期更高,必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才能持续稳定;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破与立的统一,把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实现稳定。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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