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雯婷二月读书笔记

陈雯婷

《叫魂》读后感

世界的一切大都是由落后向着逐渐发达的状态进步的，动物是如此，人是如此，劳动创造的社会和历史亦是如此。中国历经五千年发展，生产力从铁农具到曲辕犁；手工业涵盖冶炼、纺织、制瓷等各方面；商品经济、市场的开端与变化，每一时期的成就都来之不易。在社会条件和环境不断改变、社会总体向前进步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朝代盛世的出现。《叫魂》便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背景下，传播在社会中的妖术事件。“盛世”加上“妖术”和“恐惧”，看似矛盾又新奇的组合，在作者的笔下生动地展现开来，为读者在宏观的广大视角下提供了一种细致入微的认知，使人不禁感慨这场全国性除妖运动的背后故事和文字的魅力。本文试图选取书中几个较为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分析，并浅谈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连接之处。
在探究叫魂问题之初，首先应该明白的是何谓“叫魂”。中国人自古以来都相信“灵魂具有两重性”，一部分是“魂”，轻巧易变易分离；一部分是“魄”，重质有形且稳定，二者和谐共存于人的体内。因此，其对象，是易于与人体相分离、易受他人控制的“魂”。叫魂，则便成了或是自愿召唤、或是非自愿强行控制他人“魂”的一种行为活动。不言而喻，能够在强大的盛世和空前的集权之下衍生出波及全国的运动，自然是一种造成巨大恐惧的“非自愿地剥夺”。这一妖术从富庶的江南地区开始蔓延至大半个中国，普通民众在恐惧中歇斯底里；最高统治者在忧惧中发动清剿；而作为唯一联结上层与下层的纽带——官僚，在社会大恐慌中，也展示出了不同层级、不同素质的行为作风：“叫魂案最后得以翻案并非取决于普通官僚的一般素质，而是依赖于少数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的作为——他们敢于告诉弘历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根据的是虚假的供词，如不停止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颇为“有趣”的是，作者还指明了“妖术”与“巫术”的区别：“我所指的‘妖术’，在这些记述中，便是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的力量……认识上的强化力量，遥控事务的强化力量，驾驭生死的强化力量，这些一般被称之为‘术’……有关妖术的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而对‘巫术’的掌握却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一观点看，巫术似乎比妖术多一份天赋；而妖术所具有的“优势”便在于“轻松掌握”和“快速传播”。
在我看来，中国漫漫千年历史直至现在，都没有刻意区分“妖术”和“巫术”，普通民众最多只是在性质、展现形式等方面加以思考，而并未对其形成条件深做探究。事实上，妖术也好，巫术也罢，都脱离不了“人对事物具有控掌力”这一性质：超自然的力量也许是人们在科学并未发展的时代，与精神世界沟通的最佳方式。同时，叫魂二字听起来具有浓厚的玄幻色彩，使我不自觉地将其与“算命”“风水”“迷信”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且这些习俗习惯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看，这一切都是虚幻缥缈、天方夜谭的无厘头行为效果；但从实际生活中看，万事万物把握一个尺度即为合理——“信其有，不信则无”；在巧合的事件中，可以归因于“信仰的力量”；唯物的世界与唯心的安慰可以相互包容、适应和谐。当然，这些带有独特风格和浓厚色彩的迷信行为在守法的准绳下，更需要的是以道德为底线，维护人们的利益与社会的稳定。
叫魂在社会中蔓延，最直接的参与者和受害者应归于普通民众。从最初的章节描述中，便能感受到不同人的心理和反映。有像沈士良一样相信妖术、力图凭此达到告状惩罚目的的群体；有像穆方舟、张子法一样小题大做、无事生非的群体；有像计兆美一样屈打成招、提供伪证的群体；有像张玉成一样含冤死去的群体；也有像吴东明、巨成一样还以清白的群体……即使列举的再多、分类的再详细，也不能完全涵盖社会中每个人的经历过程：他们或是意图不同、或是行为不同、或是结局不同，都独一无二且富有代表性。但从这些故事的讲述中，不难发现普通民众对这颇为玄幻的叫魂妖术的歇斯底里。当叫魂牵扯到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时候，人们可以选择运用“强大的群体力量”对叫魂者处以私刑——集体殴打以致死亡；也可以选择“以术治术”，通过更加“难以置信”的对抗击败对手。由此，普通民众的权力幻觉历经衍生、放大，成为盛世之下的一大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从现在的角度回顾历史应将头脑中那些挥之不去的传统表达淡化处理。书本中官方而富有感染力的介绍只是社会的整体情况，宏观且笼统；但若真正深入微观层面体验生活，却是另一番感受。与当今社会做简单的联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仍有难以避免的战争和贫穷。同样，在两百多年前的盛世之下，更多的底层百姓感受到的并非劳动力解放、经济发展、商业化带来的喜悦，而是在小块土地上挣扎生存的艰辛和效率日趋低下的司法制度。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人们想象并相信着妖术的惊人作用，同时又通过指控、排斥、冤冤相报获得威胁他人的权力，而这些“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无权无势的状态”。在两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做出反思：首先，书中所选取的神奇案例，经过文字的加工，可信度、还原度到底有多高？与推理小说、影视作品相类似，可能从开始到结束，所呈现的都是一场骗局；或许以前的生活无论再怎么追溯，都无法完全真实客观地展现。其次，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力幻觉在现代社会是否存在、影响如何？在作者的注释中，“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而文革便是标志性的代表。将两场权力幻觉加以总结，可能在“越接近权力的中心、社会越脆弱混乱”的条件下，出现幻觉的概率也就越高。最后，在虚拟网络化的时代，在日渐空虚和快节奏的生活里，人们随意的恶评和谣言是否是一种“权利幻觉”？人们拥有言论自由，加之网络的匿名性、情绪的低燃点和非理性跟风，使得现在网络暴力非常普遍：人们竟然觉得自己有权利去评判他人的生活、习惯、性格等等。对此，未来的发展又会是什么？
从统治者的版本看叫魂妖术，无疑离不开“维护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等关键词。阅读完作者的相关分析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乾隆对儒家传统文化和满族文化合理相融又保持独立性的两难处境和极力吸收完善康熙、雍正的特点，向着中庸之道的努力。“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无论从民众的角度还是统治者的角度，都能从文字的描述中都能感受到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对人们认知行动的影响。发辫的特殊含义、语言的无形功能，这些“软性约束”历经时间、融于生活，不易改变也力量最强。因此，若与同样重要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其发挥的作用是涉及各个方面的。
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对待僧道的衣衫举止，人们熟悉、尊重又排斥、恐惧，态度暧昧；同样，在弘历的眼中，他喜欢江南的优雅和汉文化的博大，同时又认为汉化与“腐败”相连，这种矛盾时刻提醒着乾隆在“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和“少数民族征服者集团首领”的身份间相互转变。人并非十全十美，在不同的场合也会展现出不同的性情风格，普通民众如此，最高统治者亦是如此。因此，在解读弘历的焦虑与矛盾时，多维度的皇帝形象并非虚伪，反而体现出立体、鲜明而真实的人物。另一个引起我思考的便是汉化的强大能力。语言自发展而来，承担着传递信息、交流、传承的重要使命，无论是《最后一课》中孩子学习着最后一节母语课，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无论是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办还是改革关闭，都能体现出语言传播、改变思想文化理念的重要作用。每一种语言都是本民族凝聚的精华，弘历紧抓着的，也就是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最后标准。
除此之外，叫魂的第三个版本就是从官僚体制入手，看官僚如何在上下层之间运转。古代发展了几千年的官僚体制，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不信任与衰落，也正如作者在最后的讲述中说道：“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中的贪污腐败、谋求升迁、走走过场、圆滑处理、素质层次不齐等弊端在封建王朝的末期凸显的尤为严重；即使在当今，这些也是很难处理的难题。而作者对官僚君主制的阐释，我想，则是最为精彩的分析。
在与现实社会相联系的过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便是信息的重要作用。“那种在今天的中国作为对于由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的补充而显得特别重要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便已有了发展……而且已同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联系在一起”。中国本质上作为一个熟人社会，民众之间的消息分享本就较为迅速；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所接触到的“一手信息”自然少之又少。而官僚则承担起连接上下层消息传递的任务。官僚在为皇帝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对传递的选择便会导致信息质量的缺损。信息不对称在古代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这一普遍性广泛存在于生活各处；着重解决其带来的弊端才能消减恐慌、混乱与不信任。
《叫魂》全篇所传递的信息、展现的图景可谓十分全面，但无论从什么角度进行分析，都应该把握一定的技巧与原则，抓住重点探究社会：以上的分享加上普通民众的生理、安全、归属需求；弘历“种族情绪”和维稳的权衡；官僚运行的效率低下等等，共同构成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叫魂妖术的条件。如果难以探究叫魂的触发条件，那它所带来的一系列反映则显得更为重要。
“政治”一词给人的感觉是与“利益、权力”等相关的理性冷静，而“社会”一词则更多地包含一种人情味，也更加复杂。作者在分析古代中国社会政治时，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乾隆在位时发生的重大运动，包括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的前因后果、原因的层层递进以及简明准确的分析总结，都吸引着读者学习历史、反思社会、理性分析。从具体事件中透视社会主体和本质，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有趣的活动；而历史事件与当代社会相连并作启发，才是最大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