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1月读书笔记

刘畅

《叫魂》读书笔记——盛世后的危机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 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山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孔立飞在书中选取了乾隆盛世年间发生的妖术活动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了普通百姓、地方官僚、皇帝三个阶层对“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映，并由此揭露在盛世背后酝酿的社会危机。

“叫魂”首先是在民间传播的。作者首先以德清县石匠一事介绍了“叫魂”事件的起源，随后通过大量的案例表明它向全国蔓延开来。在作者看来，当时的乾隆盛世不过是镀金时代。表面上看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和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繁荣顶峰，政治稳定，没有大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经济繁荣，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实际上“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的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前期的修养生息不仅带来了繁荣，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倍，人口的增长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加之发展带来的物价飞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悬殊扩大的问题，生活在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向富裕地区和社会底层流动，加入到乞讨者队伍之中。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是民间妖术恐惧的攻击者。对于长期以来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都可以取而用之....”作者揭示了一种潜在心理，即民众由于生存压力和焦灼感在社会上表现出强烈的敌对情绪和对抗意识，日积月累最终会造成大爆发。对于生活在江南等富裕地区的人来说，他们可以维持基本的温饱，但同样会感到竞争的残酷，缺乏安全感；而对于生活刚刚达到安定水准的家庭来说，他们时时面对着贫困的危险。因而人人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张。加之对于妖术的恐惧，冤冤相报的敌意蔓延在整个社会。而流浪的乞丐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亲戚支持，相比之下，普通百姓都可以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发泄到他们身上。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运动中，每个人手中似乎都握着武器，可以轻易的把别人打成反革命，且后者没有辩解的机会，没有翻身的机会。妖术恐慌和文革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正如作者所列的案例，许多无辜的乞丐惨死在民众的攻击之下。总的来说，妖术恐慌的出现与百姓对生存空间变小的焦灼感，不平衡发展造成的向外和向下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乞丐，和尚等的恐惧有着很大关系。

与普通百姓相比，官僚们属于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而且官僚阶层没有民众对于生存的担忧，因此本身不会产生恐惧和不安。叫魂案刚刚开始的时候，地方官员往往都不想把事情扩大，往往都草草了事，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出现的恐慌，阻止谣言的流传。虽然剪辫的妖术似乎与反对清王朝的剃头制度有关，但是没有人将妖术恐惧与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事件上报朝廷。但是随着案件的不断增多，这些官员不得不向中央汇报，结果乾隆知道以后，将其作为头等军国大事来办，并且向地方官僚施压，让他们去寻找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机制调动起来，对于妖术的清剿在全国展开。而为了彰显自身业绩，迎合上级指示，许多地方官员包庇甚至鼓励下级捏造冤假错案，残害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最后，官僚内部有着丰富阅历的高层官员，如傅恒等，质疑“叫魂”事件的真实性，委婉劝谏乾隆，才使这场案件予以停止。正如作者所说“没有人会哀悼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的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住任何一种狂热。”在整个事件中，官僚是冷淡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按照程序进行行动，按部就班，如“叫魂”案最初的处理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至于引起更大的社会恐慌。尽管这种官僚体制的运行缺乏效率，但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的合理化发展。

乾隆认为凡是涉及清帝国社稷安危的任何问题，都是头等大事，即使仍处于萌芽之中，也必须予以彻底铲除。而乾隆长期以来对谋反和汉化十分担忧，这也使得他对于“叫魂”案件过于关注，尤其是事件中的剪辫子所象征的排满反清的意义，让他高度警觉。他相信有人通过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对于异族统治的仇恨，并挑起叛乱，他害怕有人通过“叫魂”事件引起社会混乱，而伪稿案和马朝柱谋反案的记忆，以及战事不利的种种压力积压在乾隆心中，通过“叫魂”事件发泄出来。所以当乾隆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时，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严格清剿。除此之外，“叫魂”案件中地方官僚的表现使乾隆感到愤怒和失望，在他看来正是官僚的懒惰怠政，官官相护才导致妖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而这种腐败的风气是由江南地区的汉官僚们传播的，它腐化着满族精英的勇敢节俭的种族特性，危害整个国家。（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是中国经济的重心，而清军入关时，南方人曾组织了强烈的抵抗，这使得历代清朝皇帝既离不开江南，也对这个地方充满猜忌和恐惧。）因此“叫魂”事件正好给乾隆一个整顿官僚的机会，即把“叫魂”案当作政治罪来处理，乾隆可以不按照常规的程序，通过君主手段对官员进行鼓励和威胁，直接以自己的意志施加于官僚身上，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随着清剿的逐渐展开和军机大臣对嫌犯的反复询问，终于发现“叫魂”案事实上是一场冤案。乾隆接受了军机大臣的建议，停止了清剿，但是作为皇帝，乾隆不可能轻易认错，他仍然认为妖术阴谋是存在的，只是由于各地官员的问题才没有抓到妖首，并由此对官僚进行清算。绝大多数官员都受到了降职，革职等不同程度的处罚。

作者最后对官僚君主制下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韦伯的“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 ”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的，提出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是能够和平相处的的。皇帝不仅要使用专制权力，还要使用常规权力，通过成文法规来约束官员。作者通过对叫魂妖术危机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政治罪概念，即对帝国安全构成一定威胁的不同形式的谋反，他们超出了寻常事件，难以进行常规处理。正如上文所说，乾隆通过这一概念打破常规，强化其对官僚的控制。而专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领和刺激官僚阶层行使权力的作用。常规权力是按部就班的，墨守成规的，如果发生突发的重大事件，只有常规权力是无法统筹全局的，这时就需要一个专制权力来引导常规权力的行使。在这种情况下，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的不平衡对于帝国重大事件的处理是有益处的。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晚期运行的常态便是君主与官僚、专制与常规权力互相影响，既对抗又合作。

孔立飞的《叫魂》一书传递了丰富的内容，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将一个时代整体的面貌通过一件具体事件展现出来。通过清朝皇帝、官僚、普通百姓的互动，发掘出了隐藏在王朝深处的隐患。皇帝的猜疑，官僚的腐败和民众的愚昧都在一起看似荒唐的案件中爆发出来。孔立飞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八世纪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画卷，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乾隆盛世。同时帮助我们树立了整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使我受益匪浅，对于我今后的学习有着独特的引导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