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十二月读书笔记

刘畅

《民族-国家与暴力》读书笔记

吉登斯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在本书中，吉登斯试图通过对全球变迁的历史进程的叙述，指出塑造现代社会的力量以及现代社会所隐藏的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吉登斯认为其目的是“为了以系统的方式勾勒出世界史的粗线条”。而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今天,吉登斯对民族国家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各种国际局势之后所隐藏的本质，对解决民族国家的矛盾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本书共有十一章内容，我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吉登斯首先界定了几个重要的概念。吉登斯将社会资源划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种，前者主要指社会生产力，后者则是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是社会权力的来源。随后吉登斯在权威性资源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与其相联系相联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即监控。作者认为监控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将监控与制裁等看作是创造出权力的权威性资源的要素，从而点出了监控和军事力量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接着吉登斯对“国家”这一概念进行阐释，将国家定义为一种政治组织，“它的统治在地域上是有章可循的，而且还能动员暴力工具来维护这种统治。”最后，吉登斯对传统的社会理论中对国家、民族-国家和军事力量的论述作出了回顾和分析，指出其不足，并提出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与先前所有各类社会秩序都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的产生，即民族-国家。

第二部分，吉登斯具体论述了传统国家的主要特征。作者首先介绍了传统国家的城乡关系以及监控形式等行政力量状况，接着分析了传统国家的军事力量、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最后分析了传统社会国家体系的特征。作者认为传统国家是阶级分化的社会，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而由于在城市中居住的人较为少数，且在阶级分化社会中监控形式还不发达，因而国家对其臣民的行政控制能力很低。作者认为传统国家的体系整合水平是有限的。在军事力量方面，由于在大型的传统国家中，国家垄断暴力工具的要求总是受制于组织军队的方式和相对滞后的运输和传播手段，军事力量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几乎总是存在于中央国家机器的控制范围以外，同时传统国家中乡村社区的自治程度比较高，因此虽然传统国家比现代国家潜在地更富于暴力性，但国家并不特别制止它，这样也造成了国家的暴力工具的不发达。在意识形态方面，传统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宗教的理性化，往往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统治者和上层精英对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和行政官员行使意识形态霸权。在国家体系方面，作者把民族国家前的社会体系分为地方化的部落文化体系、城邦体系、封建国家体系、大型帝国形态占主导地位的体系四种类型。其中帝国体系是世界的主流，主要通过军事力量而存在的。城邦体系虽然不同于帝国体系，但是它们最终还是会被纳入更大的帝国秩序之中。

第三部分，吉登斯论述了绝对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及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绝对主义国家的情况，一是绝对主义国家体系，一是作为组织的绝对主义国家，三是从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转换过程中的军事力量。吉登斯认为，在绝对主义时期，新型的国家体系开始形成，外交制度的发展表明监控活动向国际领域发展。国际会议和海上力量的扩张也发展起来了，人类开始第一次生活在拥有“普遍性知识”的世界之中，为后来的商业扩张打下了基础。

在绝对主义国家内部表现出与传统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秩序：首先是行政力量的集中和扩张；其次是新的法律机构的发展；最后是财政管理模式的交替运用。尤其是在绝对主义时代，主权观念大大发展，使得国家内部的发展同国家体系的外部结合起来。在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转换的过程中，吉登斯认为军事力量的发展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同时军事力量的发展又带动了绝对主义国家其它方面的发展。首先是武器装备的改良使传统的地面战争逐渐过时，并且军事领域的发展促进了行政力量的日益集中，同时也正是在绝对主义时代，军队开始不再成为维护内部秩序的主要基石，恰好是这种转变最终促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接着，吉登斯辨析了民族-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三个不同的概念，并指出他所说的的民族-国家是指“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它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部和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它的一个特性就是直接监控和间接监控的揉合。”

吉登斯反对韦伯和马克思把工业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 与工业主义是有区别的，资本主义具有经济转型和扩张的长期动力，而工业主义则没有，两者结合的高度发展，才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产生。吉登斯在此部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国家内部绥靖。它指的是一种双重监控，即监控模式既成为经济组织的关键特征，又成为国家自身的关键特性。

民族国家时代推动力来自资源的增长，形成行政力量的增长，尽管国家暴力实行了内部绥靖，但是对于国民来讲，“人生来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的获得同时伴随着大量监控的加强，为了保证每一个国民的安全和自由，国家这一权力集装器发挥了最大的功能，用公民公共空间的牺牲换来更大的安全感，以对他人的自由的尊重造成对人人的自由的侵犯。

第四部分，作者主要论述了现代民族-国家阶段国家的主要特征。在民族-国家阶段，国家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具有高度集中的行政力量。吉登斯认为这种力量一方面来源于通讯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监控体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内部绥靖的发展，使国家的制裁能力从公开性地使用暴力转变为渗透性地使用行政力量；还有一方面是现代都市化的发展为现代民族主义提供一个心理基础。同时，由于主权观念的飞速发展，使在民族-国家阶段政治权力成了一种依赖于集体能力的普遍化的意识，并导致了现代民主和多元政治的形成。同时因为在民族-国家阶段监控力度的加强，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原本松散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被统治者能够对统治者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大。

另外，在意识形态方面，主权、公民权和民族主义关系越来越密切。吉登斯特别强调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引发了民族侵略，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启蒙的民主理想。作者认为只有当政治边界紧密地符合既存的语言共同体时，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才能和平进行融合。作者集中探讨了民族-国家体系在20世纪转变成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国家主权，公民权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同时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而战中和战后订立的一系列条约又进一步地加深了这些改变，对战后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日益结合，并且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作者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促进了军事力量的增加，但是他对于国家正在参与并推动着整个世界体系的的普遍军事化过程的趋势表示忧虑。正是在上述情形下, 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转变成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然而，在这种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家的主权并没有削弱，世界体系更趋整合。最后，吉登斯指出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拥有发动工业化战争的物质手段和组织手段，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同以往的传统国家相比，更具有暴力的倾向。这一部分内容明确地体现出了作者对现代性的四个维度的划分，即高度监控、工业生产、资本主义企业和对暴力的集中化控制。

第五部分，吉登斯首先通过前面对现代民族-国家各方面的分析，解释了极权主义国家的产生。他认为极权主义的产生主要就是监控作用的扩大和军事力量两方面高度发展的结果。因此，当代的民族-国家都潜在地具有极权的倾向，但是吉登斯又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这种暴力倾向是可以避免的，他对现代性的四个维度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来解释现代社会多种多样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在一定的程度上牵制了统治阶级的决策结果，从而制约了现代民族-国家军事暴力的发展。

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随着现代性的迅速成长，它的阴暗面、野蛮面暴露出来。吉登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极权倾向。极权主义如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等都是民族国家的伴生物，它们是以高度监控和暴力为基础的，其趋势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

本书中，吉登斯在许多观点上对前人都是一种全新的突破。他反对传统的经典社会理论家们的观点，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由于某种单一的因素。吉登斯认为，这种转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将其概括为：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生产以及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中国作为典型的民族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类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都不得不面临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有益措施。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具体国情不同，但是面对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成为共性问题。由此，吉登斯民族国家的理论，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程度的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