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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奇11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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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4 22:40: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张梦奇 于 2020-12-14 22:42 编辑

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以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和诠释手段,从普通人点点滴滴的生活历程入手,针对珠江三角洲城郊村落进入终结的过程,实地调查广州 40多个城中村400多个个案,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国乡村向城市变迁的故事,描绘了一幅中国村落走向终结的现实图景。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建立了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构成了一种村落终结的理想类型的解释框架,“给自己塑造的这个村落类型,起了一个学名,叫‘羊城村’,代表珠江三角洲城郊地区进入终结过程的村落,把原形中最有代表性的城中村的特征和故事提炼、压缩成 ‘羊城村’和‘羊城村的故事。解读李培林的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对中国村落终结的理想类型进行重新思考和检讨,这在乡土中国的大背景下,在现代化发展逻辑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路中,对于探讨乡土中国向何处去将是很有价值的。

一、作者提出“羊城村”这个理想类型,建立了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力图 “超越实证社会学”,努力把实例 “一般化”,追求“更普遍的解释力”和 “更广泛的对话能力”,在现实中演绎了把一个村作为基本的塑造底版,但却具有诸多原型,把这些原型中最有代表性的那些特征和故事提炼出来, “用这些来自生活的原始素材,像机器压缩饼干一样,压缩成 ‘羊城村’和 ‘羊城村的故事’,通过这些可靠的故事,悬置了一些与主题无甚关联的细节,达成一种主题化构造,突显那些与主题联系密切的线索,通过对村落城市化链条每一个发展环节理想类型的建立,实现了在理论上再造当代中国村落变迁的生动而又丰富的全过程,复制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村落非农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全过程,即乡土中国村落终结的全过程。李著所建构的羊城村不是一个 “一般的村落”,也不是传统乡土中国的一个乡村的理想类型。这里的村落不仅仅是一个村落,而是一个村落终结的理想类型,也是一个企业,是一种村落和企业合一的特殊的经济组织,是深深嵌入村落社会网络的经济组织。它不仅是我们研究乡土中国情境中村落终结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村落终结过程中现实经济组织及其运行规则的很好的特例。它让我们可以从一种比较原初的村落状态下,观察村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成和裂变。李著提出,在村落终结的现实中,在市场和企业这两极的理想状态之间,是一个连续谱的种群。在村落城市化现实中有多样性的变异形态,羊城村就是其中一种。也正是在现实的一些特例身上,常常能够找到使我们更深刻理解 “普遍规则”的钥匙、内涵和边界。

二、作者所提出的 “城中村”是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一些村社区在自身的非农化过程中以 “本村居民”为对象化主体提出来的,并在此基础上,关注既具历史绵延性的共同体自身的演绎逻辑,以及走向村落终结与融化于城市社会的进程,关注的都是村社共同体的特定的内在逻辑、功能意义、群体的行动逻辑,以其展示都市村社共同体经济、权力、民间生活、屋租市场以及社区改造各个层面的内在运作逻辑。 “城中村”是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寄寓场所,是一种具有特定逻辑的社会空间和实体性的存在,是一个 “具有历史绵延性的共同体生存体系”,在这里存在 “在历史发展的沉淀中积聚了许多人类生存的共性资源”、“存在着传统与现代、村社和城市的共融共生”( 蓝宇蕴,2005) 的现代性语境。城中村展现给我们的图景可以从李著的描述中管窥: 在城市空间规模扩大的同时,村民没有分散拆迁,而是在自然空间上聚集在一起,村落依然完整,形成了独特的 “城中村”现象。在城中村,虽然没有了耕地,传统的农舍也被单调的火柴盒似的楼房所替代,但是那里依然是未被城市化的 “社区”; 村落内部,虽然非农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人们在收入、生活、情感、社会交往、心理认同等许多方面依然对自己的 “村落”有着强烈的依赖关系; 在城中村,土地崇拜与工商精神并存,传统乡土人情、民间信用及非正式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村落权力的更新继替方式依然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 村落边界 ( 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经济边界) 和生活半径出现了从边缘到核心、从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分化过程,社会组织完成了由生产队制向村落单位制、并最终向村落公司制的转变。

三、中国城市的 “现代化”的问题或中国村落终结的逻辑内涵必须在更加复杂和多样的语境下加以检视,来自城市的 “现代化” 叙事和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抗拒,来自流动传统的资源和社会大众的抵抗策略同样不可抗拒,城中村在城市中的现实处境可以为更深入地反思来自城市的“现代化”叙事和 “发展主义”的逻辑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和评价性标准,可以为更有效地理解中国现代化和村落终结问题的多重面向提供有利的理论途径,同样可以理解和反思乡土中国在结构过程中的理想类型和现实的可能与限度,从而实现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客观尊重。只有这种隐含在具体的论说和微观的分析背后颇为重要的 “问题意识”呈现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这种研究将对研究者的理论阐释能力和经验事实的想象能力提出新的挑战,而且,对城市现代化的关注,不仅意味着强调“城市”和来自不同区域和空间的 “人”之间活跃的互动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提供另一种方式来回应 “现代化”问题,而且在现代化反思的视野中,不仅需要重新考量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过程、社会动力和文化影响,而且必须把 “城市” 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到经济环境、人文地理、自然生态的复杂关系网络中予以重新定位。这是乡土中国将走向何处所必须谨慎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乡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所必须应对的现实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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