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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红霞11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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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8 13:25: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林村的故事》读书笔记
S19201014 潘红霞
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发现《林村的故事》在豆瓣上获得了8.8的高分,50%以上的读者读完这本书给出了五星的评价,应该算的上相当好的成绩了。《林村的故事》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这点上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有着相近之处。本书主要是围绕着新中国成立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变迁过程,属于社会学上的纵向比较研究。但是此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从主人公叶文德书籍的叙述为主,从一个特殊人物的叙述中展现四五十年的变迁历程。这里真正做到了让研究对象说话,作者反倒是在其中充当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作者并不是纯粹的旁观者,作者和叶书记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主体间性关系,作者也将自己的一些思考近乎原封不动的展示给了读者。
    作者黄树民先生于1945年生于中国大陆,1949年随家人迁往台湾,成长于台湾嘉义。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后,赴美继续进修人类学,于1975年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到爱荷华州立大学任教。在经过多年的人类学训练和农村研究积累之后,1984-1985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作者克服了一些阻碍,来到厦门市郊的模范村林村(化名)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并得到了该村党支书叶文德的大力支持。在一次次的访谈过程中,作者逐渐萌生了为这位支书写传记的念头,并最终决定通过对于叶文德生命史的描述来书写林村在1949年后的历史。本书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语言相当通俗、生动,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真实性和可读性都很高,情节有如故事般发展和递进,但作者也保持了研究人员的客观性,侧面搜集了大量资料来印证和补充叶文德的口述。
研究结束后,作者根据获得的资料于1987-1992年间发表了关于中国大陆农村经济发展、医药卫生、宗教信仰及宗族关系的论文多篇,1989年,本书的初版<The Spiral Road: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问世,并获得广泛好评。作者之后也一直致力于中国农村的人类学研究,于1996年末再访林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记录林村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的变化,并为第一版的内容(共10章)增添了两个新的章节。现在中国读者读到的这本书,是根据1998年出版的第二版翻译过来的,中文版出版于2002年,全称为《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现在本书已成为国内外人类学和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展开。第一、二章,介绍了作者研究的经历和林村的历史背景。第三到第十章,围绕叶文德生命史历程讲述了1949-1985以来的邻村变革。第十一、十二章是1996年作者回访农村的补充内容,叙述了外来民工和城市化历程对林村生活和叶文德的改变。作者描述了从1949年土地改革到1985年计划生育推广运动中的林村历史。从全书内容来看,作者的核心关怀围绕着农民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展开。一方面,农民的物质生活确有改善;另一方面,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中的最低等级,且被纳入严密的国家政治体系之中。书中的内容并不想在此赘述,主要想谈一下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手法。
人类学家和报道人的差别在哪里?通常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报道人只能从自身所处社会和文化的内部视角认识自己,而人类学家既追求以当地人的内部视角理解他们的文化和行为,却又时时以超然的外部视角将自己悬置于地方社会文化之上,以相对主义的视角理解文化的建构性,从而揭示被内部视角和意识形态掩盖社会事实。简而言之,人类学家具有反思性,能将研究对象做对象化处理,而报道人由于其看问题的视野本身由所处的文化限定,而无法超越,将自己进行对象化处理。
叶文德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反例,他的的解释既有内部视角,也有外部视角,他并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傀儡,相反能超然的看待和处理社会运动及其对村民的伤害。后续的附录中认为这种人性光辉,是来自于他经历的中间派位置、传统中国为人处世中庸文化,以及他生活的农村社会人伦关系限质。
在征得了叶书记的同意后,作者曾进行了一次长达8个小时的访谈来确定本书的大纲,并在书中尽可能多地引用经过证实整理的叶书记的原话以免失真。这种以第一人称叙述,又大量引用主人公原话的传记式写作方法,既不同于文学作品中一般的自传、他传;也不同于一般人类学研究著作中极尽客观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如同样被视为中国农村人类学研究经典之作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应该说,作者大胆而灵活地采用这样一种颇为新颖、独特的叙述方式,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的。而全书内容紧凑,信息密度很高,语言流畅,情节精彩,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可以说时时处处都体现出作者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出色的组织和取舍能力,以及深入的思考。
作者的叙事过程中,包含了一次次做访谈的背景细节,这使读者感到有如身临其境般的真实,也显示出作者田野笔记的丰富详尽。从叶文德的家庭历史开始谈起,娓娓道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集体制解体、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林村历史。内容以叶书记的叙述和反思为主,也包含有作者的观念和他的碰撞过程。如作者用人类学的观点,勇敢地挑战他对于宗教活动的粗暴看法并卓有成效;叶书记也成功地挑战了作者对于政治控制和物质进步之间关系的误解。这一切也促使读者思考一个问题:在田野工作,特别是参与观察中,完全的客观、中立、职业化是否可能?是否也应该拿自身的信息、知识、智慧、助人能力和咨询才华与研究对象做适当的交换,以保证研究的顺利、深入进行和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作者不仅与叶书记谈论各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也积极行动,帮助叶书记拟定公司规章和组织计划,可以说是以外人的身份、以一种更先进文化的代表的身份参与了一部分的村务工作,而这也正是叶书记想从作者身上得到的。这些工作给人的感觉不是破坏了人类学田野的原生态,而是切实增进了研究对象的福利。事实上在许多人类学研究人员的田野工作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类似的要求,甚至成为进入田野的主要方式。在进入田野之后,研究的进展方式也常常会超乎研究者的计划甚至想象,有时研究的发展模式会是:研究者试图探索通到印度的新航路,结果却发现了美洲。无意的、偶然的谈话常会带来突破性的进展,而研究过程本身则是由极端、未知、而又影响重大的事情所决定的。也许研究者应该在田野中适当地放松下来,同时尽可能保持开放的姿态,坦然地面对并充分利用研究过程中无限的未知和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将之当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来看待,这样反而可能有惊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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