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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十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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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30 00:44: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家族浮沉到社会变迁的论述——读《金翼》、《银翅》有感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被称为其姊妹篇的《银翅》是作为博士毕业论文发表的。同时《银翅》是《金翼》的接续研究成果,两本著作的作者林耀华教授和庄孔韶教授也是师与生的关系。两本书都是通过对福建闵江边的一村镇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来考察我国南方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活。而前后跨越半个世纪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真实的南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实景——从《金翼》的两个家族的兴起、发展与衰落,到《银翅》的整个村、县在社会主义改造下的顺从、服从与创新,这对“私家”变迁和“公家”变迁的两次考察是人类学上的一重要研究,为后期学者们对于农村文化生活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金翼》主要描写和分析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福建闵江边一乡村里黄家和张家两家的变化。在对这一变化进行阐述时,也从侧面为我们描绘出当时地方农业、商业、船运、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家族以及民俗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生活。“金翼”一词是源于黄家之主东林在辉煌腾达后新建的房舍,由于其临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房,因而被“誉为”“金翼之家”。与中国占卜术所说一致——这种风水宝地会使家族兴旺发达,黄家在这块宝地上居住一路欣欣向荣、逢凶化吉。倘若一个家族的兴衰是可以依靠风水的,那与东林一起创业、并拥有“聚宝盆”之地形的张家为何接连衰败,以致于最后落得“家破人亡”呢?这也是林先生想在这本书中告诉读者的——决定命运的不是风水而是对人际关系的把握,是个体内部、人际间、人与社会的一种均衡状态。先看黄家:东林在经历祖父去世后走上“经商”之路,这是个体内部的一次调节;其兄去世后承担侄儿的抚养事务、赢下砍树官司、忍下芬洲“偷夺”“风水宝地”之事、与各路鱼、米经销商打交道、商店内部的分工、一次又一次原谅并接受侄子的抽、入股等是人与人之间的调节;家与店铺拉扯着东林、大力支持两个儿子接受新式教育、随着社会发展而调整店铺经营业务、东林作为商会会长在行业内发声、政治动乱时的“出、入山”是人与社会之间的调适。在这些“变动”中东林深受当地文化的影响而做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选择,从而被当地人和社会所接受。反观张家,芬洲在兴起初期便表现出个人私心,凭着“姐夫”的身份占用了“聚宝盆”。后回归家庭将店铺打理之事全部交于东林,再家庭陷入冲突后选择逃避回店铺,但又因无法“融入”店铺后离开,以及芬洲的儿子后面做出的“背德”之事。在多次选择前,芬洲做出了可以说是与东林恰恰相反的选择,这也是一家向上一家向下的主要原因。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把种子埋入土里,也是想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活紧紧缠绕在一起,我们在做出选择和发生变动时不得忽略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潮流相适应这一观点在后面《银翅》中描写的黄家二哥(志司)的身上得到了直接的体现。
庄孔韶教授使用多种写法,在《银翅》一书中展示了上个世纪20至80年代末中国闽东乡镇社会文化变迁,其中包括:土地制度、军政结构、乡村宗族体制、地方宗教等以及反观法和文化的直觉主义是本书特别倚重的创新理论。在理解难易程度上本书较《金翼》稍有深度,本书中有些章节使用随笔和民族志的形式;有些章节以叙述为主,穿插人物对话;有些章节也采纳人类学界流行的“标准的”论文格式,更有时在一章之内不同小节容纳了完全不同的手法。在对黄村进行“第二次”(这里是与林耀华的研究相比较而言)考察中发现当地的基层权力结构呈现出“汉堡包”结构形式,起初军阀势力或军人力量还未参与到地方政治中时,保长在县镇和地方之间充当迂回调节的角色,地方上的绅士代表村民的意见与政治权力进行谈判,其后地方军事力量(这其中包含了地方土匪后上升成为地方的政治力量成为我们所说的军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地方的军事力量也经常是在土匪和军阀两种形式之间转换,直到共产党出现并在军事上统治全国后,地方的新绅和军人集团消失,旧的社会结构得以结束)出现,他们可以直接跨过地方县镇直接对地方农民进行管理,这开始打破地方原有的政治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的政治生活出现混乱。随着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在全国不断扩大、覆盖,玉田县也纳入其管理之下,必不可少的土地制度改革也轰轰烈烈的开始了,这对于当时没有看清时事大量购买土地、剥削农民的二哥志司来说却是其人生命运的结束。在毛主席下达社会主义改造的指令时,玉田黄村也迎来了风暴般的群众运动式建设。但由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左倾错误,渐渐浇灭农民的劳动热情。对于那时候的黄村人来说,对于上级政策的热情更多是因宗族血缘关系被淡化后的一种新的情感依托。粮产低效以及对于僵化的政治斗争的厌倦也给勤劳智慧的黄村人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即发展农副业——银耳和木耳的培育。本书后部分说到东林后裔中一位敏锐的直觉者,发现了种植培育银耳的商机。从这里开始提起“文化直觉”,在社会中有大量的信息存在,这些或是明显的符号或是隐晦的暗喻均与社会、当地文化紧密相关,只有具有良好文化直觉的人才能得以把握,而这需要的是长期的在当地生活世界中的直接体验去培养这种逻辑和思维,同时拥有这种文化直觉才能更好的从整体上认识一个社会的文化体系,因而这对人类学家来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培养的能力。
以上所述均是大家在阅读中都能得出的观点,接下来我想简单提两点我在阅读两本书时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一是在《金翼》一书中反复多次进行描写的农村的仪式如:婚、葬(包括祭祀)、迁居、节日等,文中提到的最为繁杂的两次便是:迁居和祭祀。在乔迁中,要列队,要游行,要排序,要手持信物,在这个盛大的游行仪式背后所表现的是大量的物质与文化上的信息,包括东林家的实力、东林家在村里的地位、家庭内对未来的愿景、同时这种仪式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家庭地位的排序情况,其中年轻的女性在家庭中的是地位最低的。在祭祀中,书中所说的是墓祭,祭祀前的占空地、祭祀开始后的叩首、烟火、吃食、敬酒与祷词。同样的,祭祀的宏大仪式也体现出黄村人对于祖先庇佑的信任,而这下面又可以看的出依靠宗族血缘维系下的黄村村民之间的深厚的共同情感。每年的祭祀将会持续十天左右,而在这份热闹与欢乐里是没有女人的。通过在这些盛大的仪式中女性的缺失可以看出福建黄村里农村女性的地位及其低下,但女性在农村日常生活以及节日仪式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比如:农忙时的吃食,家里上下老小的衣物,更甚在家庭拮据时女性也会出去做些“副业”补贴家用,大大小小节日里特殊的吃、用、布置都是女性来完成。当然,这是所有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甚至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二是在《银翅》中谈到的家本位破裂和超血缘社区出现,这些对于乡村现代化是否存在影响。在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农村里宗族对于基层农民的影响力,大多农民都是系在宗族力量之上,在行动和语言上与宗族保持一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打破了以血缘为结合方式的农村,开始了一种新的以地方的政治的形式——公社,在公社里不再似以往以“族里年长者”为主导,甚至长者犯了政治错误也是会受到批评惩罚而没人有反对意见。此外,公社里的活动日趋多样化、现代化丰富了农民的精神世界,使他们较少程度上的去琢磨如何在族里争夺话语权。与此同时,外乡人的进入更加冲击了当地集群形式。虽然公社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农民素质并不匹配,但这种超血缘社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进步,也为如何打造和建设农村社区开辟先河,毕竟这是一个至今仍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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