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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书报告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的作者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在这本书中泽利泽为了探讨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市场与人性及道德价值之间的互动，以社会经济学的观察视角描述了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间社会变迁中儿童价值的变化。这个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具有波动性的在各个方面受到丰富的人类意义系统和多样的社会关系的推动。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在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市场已经脱嵌于社会，席卷乃至于凌驾于市场之上。多数社会学家认为市场与社会无法良好的共存，彼得·布劳坚持市场的定价会毁掉事物原有的价值。“通过在市场中给从道德标准上为无价的物品定价，个体堕落了，并且摧毁了他们不得不提供的物品的价值。”而泽利泽则站在主流经济学的反面用经济上无用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建构过程来证明市场从未脱嵌于社会。全书分为七个章节，对儿童生命、童工、儿童工作、儿童保险、儿童死亡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和买卖方面的市场受儿童价值定义转变的影响，详细的描述社会对儿童对有用到经济上无用情感上无价的价值衡量的建构过程。
一、从愤怒到纪念:儿童生命的神圣化。18世纪以前一个婴儿和一个小孩的死亡都是一件小事，是大家习以为常并且可以接受的事件，甚至非常年幼的孩子会被埋葬在公共墓地无论他们是身处优雅的上层阶级还是非常贫困的社会底孩子的死亡变成所有死亡中最不可宽恕的一种。人们开始有意识的展开各项运动来尽可能的避免孩子的死亡。为儿童的生理健康而探索新的医学领域，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提高母亲关爱儿童的意识，在政策中确立儿童的优先权等等的运动彰显着儿童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的提升。而这些改变引发了人们的争论，是“基于理性”的假设还是“情感化的浪潮”引发了关于儿童的改革?作者则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上面的说法，她认为是社会文化背景中孩子在情感上无价的地位的影响。
二、从有用到无用:童工之上的道德冲突。1870年开始到1930年，童工的合层的家庭。但是在19世纪，欧美国家在悼念孩子的问题上产生了剧烈的变革不同于上面的说法，她认为是社会文化背景中孩子在情感上无价的地位的影响法性备受争议，儿童的经济性价值和情感价值展开激烈的博弈。
三、从童工到儿童工作:重新定义经济世界的儿童。由于童工的定义模糊不清，童工立法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论点而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年龄首先成为童工立法的支持者区分童工与儿童工作的第一个界限，紧接着的是区分工种，这一界限的划分比年龄的划分要复杂得多。工业领域的工作、农场工作、街头工作都相继被认为是不适合儿童，然而儿童表演却被认为是合法的只因为他们在舞台上象征着新的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童工被儿童工作所替代，每周补贴的出现以应对失去了工作的儿童的经济破产。
四、从体面的埋葬到恰当的教育:儿童保险的情况。儿童保险业在1870年代开始欣欣向荣，然而它也成为保险行业中最具争议的产品，儿童救助者将儿童保险看作是“粗心者杀婴的奖金”，将为孩子投保的父母看作是‘唯利是图的照看人’——为了获得保险金漠视生命或谋杀。现实却是保险最开始是以一种现代哀悼而被出售的，它能帮助劳工阶级买到他们孩子的“体面的死亡”。随后保险被作为一种父母对子女的爱的表现而被大众接受，因为保险不是让儿童的生命变得危险而是拯救他们——投保的孩子比未投保的孩子得到了更好的医疗照顾，儿童死亡率也开始下将了。格而不是价值来衡量。
五、从意外死亡到意外生育:对儿童的法律权衡的改变。对于儿童意外死亡的定价，19世纪的裁决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原则:考虑的是一个儿童死亡后对应的劳动力损失，但是由于因为孩子的经济价值不断减弱，这一原则被逐渐打破。20世纪，对神圣的孩子的定价困扰着法律专家和法庭。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新的基于感情的标准开始逐渐成为衡量孩子的现金价值的标准，尽管他们在经济上没有直接的价值。然而对于这一标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孩子，计划中的孩子被认为是无价的，而计划外的孩子却被认为是一项失败的投资。
六、从儿童农场到儿童黑市:儿童市场的变迁。19世纪并不存在儿童市场，只有接纳‘不受欢迎的儿童’的农场的存在。领养者家庭只接受有用的儿童，因为他们具有的劳动力价值能在农场杂事和家务劳动中有所帮助。而当一个由儿童的非经济吸引力所塑造的新的儿童市场出现时，情感性的领养替代了先前的工具了珍贵的甚至要花大价钱购买的。性价值的驱动型因素，儿童的经济性价值不是消失而是转变了。性领养，领养父母的阶级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前一时期绝大部分的职业是工人或农民而后一时期则是商业或者优秀的行政工作人员。而被领养的孩子的无价的标准则是由他们形体的魅力和个性所决定，漂亮的小女孩变成了首选。这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儿童交易，由原来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或金钱才能处理掉的婴儿变成了珍贵的甚至要花大价钱购买的。
儿童从有用到无用再回到有用，这是社会对于儿童价值衡量的变化的呈现。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所有人都习惯于用效用主义给世间万物定下价值的时候，儿童却作为一个反例被认为是一种对于经济上无用，情感上却无价的对象纵容。那么这个时候的儿童除了学习成为一个恰当的消费者还应该学习什么呢?许多学者和作家从多个角度通常用批评性的角度重新评价这些经济上无用的孩子。在女性解放后，家务劳动渐渐的成为家庭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儿童是否要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仍然扮演一个经济上无用的孩子。当女权运动成为儿童工具性价值的驱动型因素，儿童的经济价值不是消失而是转变了。
那么市场该如何处置那些由情感和价值和价格而非价格规制的领域?在儿童的意外死亡及法律方面对于赔偿的权衡的依据的改变的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较量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19世纪当一位孩子因意外去世时，他的父母在法庭上要求肇事者赔偿时述说的是这孩子的经济价值以及他去世后所带来的劳务损失，丝毫没有为情感性和道德上的伤害而做任何的表诉。市场在此时似乎已经高高的凌驾于社会之上了,将社会的行动者人的生命的价值等同于一件工具或者其他任何没有人格尊严的生物。然而对于一位儿童而言他的经济价值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他的死亡如此廉价。而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交于市场为其定价是对于其神圣性的亵渎，以至于人们不愿在法庭上因为儿童的死亡而去要求赔偿,使得肇事者致人死亡比致人受伤所受的惩罚要显得更加微不足道一些。儿童的神圣化在此时似乎与市场的定价发生了冲突，“杀死”一个孩子所受的惩罚如此微不足道，那么儿童安全何以保障?人性又该如何彰显?用儿童的工具性价值为其生命定价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于是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市场开始自发的转变。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情感性价值成为新的定价标准，在法庭上开始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父母的悲痛程度作为赔偿金的衡量标准。对于儿童“情感性”价格也相比于其“工具性”的价格提升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当无价的儿童进入市场后，其价值并没有被市场摧毁反而其价格因为情感价值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儿童的价格.上涨之后，用于衡量儿童价值的货币数量的大大提高更加彰显了儿童的神圣性，此时市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
当孩子的神圣性被社会和市场普遍接受时新的问题却又来临。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神圣的”孩子?他们在家庭中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儿童在家庭中所付出的劳动又该如何定性?
儿童的过度神圣化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尤为突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独生子女的大量出现，而由于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家中的长辈都将所有的关心和宠爱投注到这唯一的孩子身上，造成溺爱的后果。溺爱在儿童家庭教育中有五种表现方式:一、过分注意。让孩子在家庭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孩子成为呼风唤雨的“小皇帝”、“小公主”;二、全力满足。生活上让孩子吃独食父母不顾家庭条件及孩子愿望的合理性，一味地满足子女物质.上的需求和愿望;三、姑息迁就。对孩子的任性、骄横采取百依百顺的态度;四、剥夺独立。家长事事包办代替，孩子力所能及的事也不让其自己去做。如四五岁的孩子自己还不会穿鞋、穿衣服。五、过度保护。对儿童错误的思想行为，无原则地支持保护，或置之不理或“护短”。而这样会导致许多不良的结果，例如诱发儿童的溺爱综合症，形成不健全的人格，难以适应社会。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应该让儿童从神坛的位置上走下来，不要让儿童养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权意识，应该和家庭的其他成员一样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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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9 21:4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