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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贤10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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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9 19:16: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礼物的流动》读书笔记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李放春、刘瑜译,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如何论证选题的重要性:这是阎云翔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改写的作品,之所以选择礼物交换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认为能从礼物的交换中,看到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建基于此的社会结构。
研究方法:以东北地区下岬村为个案,主要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包括个案研究法、田野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以及二手资料整理法等。
理论: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礼物交换的理论范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理论范式是由莫斯提出的“礼物之灵”,认为礼物交换的原则建立在礼物自身蕴含了精神力量上,受礼者之所以要回报送礼者,是因为礼物包含了送礼者的精神真髓,而保留别人的这种真髓则是危险的,因此需要回礼,以保持平衡和安全;第二种理论范式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互惠原则,主张从经济理性的视角考察礼物交换,送礼者与受礼者之所以会持续进行礼物交换,原因在于交换礼物会使双方都能从对方身上受益,“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报偿,而一个人回报是由于其他伙伴可能中止给予的危险”。
主要结论:中国乡村社会广泛存在的名目繁多的礼物交换,存在多种多样的功能和目的,如经济互助(帮工)、社会保障(饥荒)、社会支持、政治庇护等。已有的“礼物之灵”理论还是互惠原则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礼物交换,礼物交换蕴含中国特有的人情伦理,在礼物交换过程中,个人才能建立、保持和巩固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才能不被孤立。工具性送礼是在集体化时代全能主义国家垄断全部资源的环境下产生的,村民对国家及其基层代理人的依附,很大程度上改变和侵蚀了传统的礼物交换文化中的人情、平等内涵,礼物交换从人情维系变成利益交换,出现“走后门”、官僚腐败等现象。
理论贡献:作者认为,无论是“礼物之灵”理论还是互惠原则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礼物交换。
作者将乡村社会存在的种类、名目繁多的礼物根据其功能划分为表达性送礼、工具性送礼两种类型,由此指出中国的礼物交换体系的独特性。前者意味着,送礼是出于乡村社会的道德责任,以维持长期的人际关系,保证个人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的地位;而后者则是出于临时的、短期的、功利的考量,其目的在于获取好处、利益或服务,本质在于受礼者通过实施其权力或垄断的资源来回报送礼者。
(1)、村民进行礼物交换并不总是按照理性计算儿进行的,更可能受到人情的约束,同时工具性送礼的存在质疑了经典的互惠交换原则:这是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内,村民进行礼物交换除了功利性的目的外,还要顾及到人情这一中国独特的文化概念,以此建立自身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在人情的约束规范下,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更可能主导着礼物交换。“村民们并不仅仅为了功利性的目的而相互往来,人情情节远不只是一种或得或失的权力游戏。”
同时,礼物交换大量的建立在权力等级制度上的工具性送礼的存在,意味着受礼者往往并不会作出回报,而且送礼也不会产生送礼者的权力和声望,结果是礼物会沿着社会等级方向向上流动,而受礼者即便没有作出回礼,依然能保持某种优越地位。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之下的“组织性依附”是造成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集体化时代,国家垄断了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分配,所有的村民都依附于全能的国家及乡村代理人,村民的礼物更像是义务性的贡品,用以表达对上级的承认、恭顺、尊重,以从某种形式的庇护—被庇护关系中获得利益。此时,受礼者的等级地位和优势权力压倒了互惠义务,礼物便产生了向上的单向流动。工具性送礼的存在质疑了经典的互惠交换原则。
(2)、“礼物之灵”主张的礼物的不可让渡性、超自然力量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是因为,在下岬村的个案中,受礼者往往会回馈高于送礼者价值的礼物,否则就会被认为“还债”,而且,受礼者接受礼物后往往会进行消费,而不是将其进入到流通领域;礼物所传递的往往是关心、眷恋、道德关怀、感情联系等人情,而非超自然力量。因此在中国的情景中,礼物不仅是可以让渡的,而且是必须被让渡的,回赠相同的礼物会被认为具有侮辱意味,礼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维持、巩固人情和社会网络,而非超自然的目的。除此,作者的各章节的谋篇布局,尤其是各部分的衔接、转换也特别精彩,非常自然的过渡,非常值得写作上的模仿。作者对故事的选取、讲述能力也是一流,他强调在社科研究中故事的重要性,“就揭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奥妙而言,一个好的故事给听众的启发恐怕不亚于一段抽象分析。”
作者又为下岬村个案研究的典型性进行了正当性辩护,认为下岬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北方的村庄,但仍有具有典型性和比较意义:“文化多样性和地区的差异一直为中国问题专家所承认,而且严格说来是所有关于中国的社会的民族志个案研究既典型也不典型……当我们比较下岬村的礼物交换与印度或者美拉尼西亚的礼物交换时,辨识出这些个别的民族志个案之主要特征仍然是可能的。这转而又为我们在跨文化的层次上进行比较提供了可能性,而无需强调每一个案在微观文化的或亚文化层次的特殊性。所有关于礼物的人类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对特定族群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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