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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识10月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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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9 14:40: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读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
《圣经》中关于人被驱赶出天堂的神化,生动详细地描述了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基本关系。这一神话认为人类历史的开始与某项抉择行为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它把重点放在这首次自由行为的罪恶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痛苦上。在“伊甸园”中,男人与女人之间,以及男人、女人与自然之间,非常和谐地相处在一起。充满着和平,不需要劳动,没有选择,没有自由,也没有思想。男人被禁止吃善恶知识之树上的果实。后来他干出了违反上帝命令的事,破坏了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假如不超越自然他总是自然的一部分)。站在作为权威代表的教会的立场上看,这本质上是罪恶的。然而,站在人类的立场来看,这是人类自由的开始。违抗上帝的命令,意味着使自己从高压统治下解脱出来,意味着由那种前人类生活的无意识存在升华到了人的水平。违抗权威的命令,犯了罪,从积极的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是第一次自由的行动,换言之,这是第一次人的行动。在这一神话中,形式上,罪恶主要在于违抗了上帝的命令;实质上,啧罪恶主要在于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这一拒绝服从的行为,作为一种自由的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这一神话还讲到了这首次的自由行为所带来的其他后果。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人开始与自然相分离,他由于变成了一个“个人”,而朝着做人的方向,跨出了第一步。他已作出了第一次自由行为。这一神化强调了这一行为的痛苦。由于想超越自然,由于想脱离自然与他人,赤身裸体的人深感羞耻。他不但孤独而又自由,而且软弱而又恐惧。新获得的自由就像是一场灾难,他摆脱了天堂的美妙的束缚,但是,他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自由地实现自己的个性。
假如人类的发展过程是和谐的,假如这一发展过程是按照某个计划进行的,那么,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力量的发展和个体化的发展,将是完全平衡的。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是冲突和竞争的历史。走向个体化的每一步,人们都面临着新的不安全的威胁,原始的联结一旦被割断了,就无法再修复;天堂一旦失去,人就不可能再返回。只有一种可能的、创造性的方法,可以解决个体化了的人同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他积极地与所有人团结一致,自发性地活动,即爱和工作,用这种办法,将使他不是通过原始纽带,而是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个体,再次与世界联接起来。
假如人的个体化的整个过程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并没有为刚才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个性的实现提供基础,而同时人们又已失去了曾给予他们安全的那些纽带,那么,这种延迟将使自由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于是,自由即是怀疑,即是过一种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生活。此时,这些不可阻挡的趋势就出现了:逃避这种自由,或屈从,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这样做可以使他解脱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尽管这也剥夺了他的自由。
一旦确保个人安全的那种原始纽带被切断了,一旦个人已变为完全孤苦伶仃地面对着外在世界;他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和孤独状态。摆脱这种状态的道路有两条:一、向“积极的自由”方向发展,通过爱和工作使自己自发地与世界联系起来,借此表现自己情感、理性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放弃自我尊严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自己、自然、他人三者之间的融合;二、向后倒退,放弃自由,通过填平自我与世界之间已形成的鸿沟来克服孤独感。在他独立出来以前,他是与世界融合为一体的,这第二条道路就是企图通过向后倒退来回复与世界的统一性。但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既然已经脱离出来了,就不可能再退回去了。这是一种企图逃避不堪忍受的处境的行为。确实,如果这种处境继续下去,生活将苦不堪言,但如此摆脱只能称作“逃避”。所以,这第二条道路即逃避道路的特点:一是具有强制性,像任何逃避恐怖一样,它是万不得已的;二是个人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个性与完整性。这并不是一种能把人引向幸福与积极自由的理想解决办法,充其量是精神病患者所走的末路。它的目的是想减轻生活上的焦躁不安,使自己不至于惶惶不可终日,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给人带来了这样一种生活:他的一切活动都是机械的和强制性的。
人们总相信,信仰自由是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获得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但是人们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尽管我们已经击败了不许人们按自己意志去信仰的教会和王国,但我们并没有同时获得真正的信仰自由,因为现代人都认为“我只相信被自然科学所证明了的东西”,这是一种对人的信仰自由的新的更大的束缚。再如,人们总认为言论自由是争取自由胜利的漫长道路上的最后一步。但是人们忘记了,尽管争取到言论自由是在反对原有的束缚的斗争中所获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这种言论自由对现代人来说也是表面上的,因为现代人在享用“言论自由”时,往往是人云亦云,他并没有获得独立地、完全不受外界干扰地、纯粹出于个人内心地进行思维的能力。再如,人们往往因为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从此可以不再受那些常常教训他们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的外在权威的束缚了就洋洋得意,殊不知,他们同时却忽视了类似公众舆论和“大众意识”这些不可名状的权威的作用。因为人们总习惯于是自己的行为向其他人看齐,害怕与别人有所不同,所以,这些不可名状的权威具有很大的力量。换句话说,人们往往被从外在的权威那里获得的自由弄得神魂颠倒,而闭眼不见这样的事实:这些自由已被内在的束缚、强制力和恐惧所抵消掉了,他们已取代了外在的权威而成为新的自由的敌人。然而,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所谓自由的问题无非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在现代史的进程上人们已经获得的那种自由的问题,可以把争取自由的全部斗争归结为继续反对与这种自由做对的外在权威,捍卫已取得的这种自由。人们忘记了,虽然对已经获得的所有自由成果我们均必须全力维护,但实际上自由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增加“量”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如何改变“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维护和增加传统上的自由,而且还要设法去获得这样一种新的自由:这种自由能使人们实现自己的自我,能使我们对自我、对人生满怀信心。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正像还存在着与这种自己恨自己的心理没有关系的谦虚一样,还存在着并不根植于敌意之中的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真正的良心是整体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服从良心的要求便是肯定整个自我。可是,我们发现,充斥于宗教改革时期一直到现在的现代人生活中的那种所谓的“责任感”(不管是在宗教界还是在世俗中),确实都带有严重的仇恨自己的色彩。“良心”是一名管理奴隶的严厉监工,它驱使人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希望与目标而活动的,实际上这些希望和目标只不过是所在社会要求的内在化而已。良心残忍而无情地支配着人,禁止他享受乐趣与幸福,使人的整个生活用来补偿某些神秘的罪恶。早期加尔文主义和后期清教主义所奉行的“世俗精神苦行主义”正是建立在所谓良心的基础上的。现代人的所谓谦虚与责任感是根植于敌意之中这一点,还可以用来解释下述这些其他方面的令人大惑不解的矛盾:为什么谦虚中总带有轻视他人的意味,为什么自以为有道德替代了慈爱与怜悯。假如对自己的同伙抱真正的谦虚态度和具有真正的责任感,那就不会这样。但根源于敌意的谦虚则含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表现为那种自我羞辱和自我否定的所谓良心,另一方面就是轻视他人,仇视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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