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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读书笔记
一、泽利泽与新经济社会学
关于经济社会学的定义，目前没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定义，用的最多的是斯梅尔瑟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定义：“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经济生活社会学》）。也就是强调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去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斯梅尔瑟还进一步将经济社会学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经济行为、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可以从特定经济行为的角色和组织、经济结构和其他结构之间的关系、经济因素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对经济社会学进行探讨，这也进一步发展了其原先的定义。
斯威德伯格从社会学角度把经济社会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为代表；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斯梅尔瑟和波兰尼为代表；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阶段被称为“新经济社会学时期”，代表人物有怀特、格兰诺维特和泽利泽等人。
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是：许多传统上属于经济学家所处理的经济问题，可以借助于社会学来进行有效的分析，即采用网络理论、组织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认为行为总是被社会定位的，不能仅用个人的动机来解释行为；另一个假设认为社会制度不可能自发形成，而是社会建构的，这也就逐渐发展出新经济社会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嵌入”和“经济的社会建构”。格兰诺维特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即经济行为、经济产出和经济制度受行动者个人关系的影响；结构嵌入指经济行为、经济产出和经济制度受整个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网络、组织和文化。其中泽利泽主要集中于文化方面。
泽利泽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确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泽利泽认为发生在非市场领域内的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行为往往都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其呼吁社会学家要关注这些经济现象，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些现象。泽利泽用“差异关系”来解释这些现象，她认为，包含在交易中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同类型，这些关系类型暗示了正确行为的丰富内涵。性别、种族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其他诸如此类的因素确定了社会关系的意义，并通过这些意义对行动者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在经济行为嵌入于行动者的社会网络的同时，社会网络本身又受到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
二、内容简介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追踪了1870-1930间，美国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儿童的社会建构过程，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该期间孩子的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的根本转型。
1-3章从“儿童死亡”和“儿童工作”两个方面展现孩子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急剧变化。在儿童死亡态度方面：个体对于儿童死亡的态度在18世纪及之前变现为不关心和对事实的接受，冷静而又克制，这期间父母对于孩子保持着一种超然和分离的状态。到了19世纪，孩子的死亡成为一件最令人痛苦和最不能宽恕的事情。社会公众层面上，丧失孩子的家庭伤痛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产生集体情感上的愤怒与悲伤，公共悼念活动兴起。国家与社会制度层面，拯救孩子生命的一系列行动开展起来，例如美国儿童医学联合会、全国性安全教育、美国儿童局的成立。孩子生命与死亡的这种私人性和公共性关注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问题，“理性投资”和“更爱”理论进行了解释的尝试。“理性投资”就认为在高死亡率的情形下，父母会减少对于孩子的情感投资，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孩子成为了一种安全的情感投资对象，父母的情感涉入增加。但作者认为，这实质是儿童价值更宽广的文化转型的生动指标、是文化背景对孩子生命的定价所导致的影响；任何阶级的孩子都被定义为情感上无价的资产，孩子的死亡不仅是家庭的不幸，也是群体失败的标志。
20世纪之前，孩子是家庭重要的劳动力之一，儿童劳动是一项道德正当性制度，有用的孩子是劳工阶级家庭独一无二的经济压力缓冲器；然而步入20世纪之后，儿童劳动丧失了之前的好名声，唾弃它、反对它的声音越来越大。改革者认为孩子的劳动是不恰当的父母剥削，童工是罪恶的，主张将儿童从劳动力市场中驱逐出去；而反对者一类是对孩子有用性习以为常的劳工阶级，传统家庭伦理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主张孩子应为家庭的收入做贡献，另一类则是以企业主为主的利益集团。改革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使得儿童在经济市场的角色变得复杂起来。反对者向孩子的经济有用性致敬，改革者倡导孩子的无用性，认为孩子应被界定为独一无二的情感对象。作者认为这种童工冲突的实质是深刻的文化不确定性和有关儿童恰当经济角色的认知差异。随着儿童逐渐被定义为专有的情感性和道德性资产，儿童参与劳动的目的由经济性转变为教育性；金钱也由对于有用孩子劳动价值的具体计量抽象为无用儿童的象征性补贴，儿童的经济角色实现转变。
4-6章关注直接涉及孩子生命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三种主要制度：儿童保险、儿童不正当死亡的赔偿和儿童的收养和买卖。
儿童保险从争议到被接受的过程，实质上展现了文化因素对经济市场的影响。儿童保险先被视为物质主义的产物，是一种商品剥削形式，是对儿童悼念仪式的唯利是图的骚扰，使儿童的死亡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是亵渎生命的非道德行为。但随着无用儿童在整个社会阶级的流行，父母重视、在意儿童情感价值成为社会常识，儿童保险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商业产品，更是成为了一种象征性文化载体。它是体面葬礼的保证，是父母爱与关注的象征。在儿童意外死亡赔偿方面，原先赔偿的金额是基于经济原则，即考虑的是一个儿童死亡后对应的劳动力损失，但伴随着经济价值的削弱，新的基于情感的标准开始逐渐成为衡量孩子的现金价值的标准。同时金钱作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要素，不再仅仅是有用儿童价格的表示，也具有了文化的意味。儿童市场方面，交易、领养的目的由经济上的有用转变为情感上的需求；领养、交易偏好由对强壮、年长孩子的需求转变为对年幼、可爱的儿童的追求等。
第七章是对神圣孩子社会建构的回顾。
三、感悟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以儿童价值的转变为例，探讨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于经济市场的影响。当儿童经济上的有用性在社会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儿童劳动被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允许时，儿童在经济市场上的价值往往与他们所能产出的经济效益挂钩；当儿童的情感唯一性被社会所重视与强调时，原先儿童市场的定价模式成为不道德的行为，儿童价值的非商品化、去货币化被呼吁；但最终实现的并不是将儿童从商品市场中排除出去，而是儿童经济角色与定价模式的转换。与儿童相关的情感因素取代经济价值，成为儿童市场定价的基础，以情感为代表的非经济因素参与到经济市场的运行之中，并且逐步扩展着其影响力。
在这一过程中，货币这项经济因素也实现着其文化意义的社会建构。货币虽然仍然是衡量价值的工具，但是此时货币所代表的含义已发生改变，不再是单一的经济工具，而具有象征意义，是爱与关注的象征，经济因素的非经济化趋势愈发明显。
1.非经济因素的经济化
笔者将“非经济因素的经济化”理解为以下两个层面：一是指非经济因素参与到经济市场的运行中，影响经济市场的运行逻辑；二是指非经济因素本身被市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前者，通常表现为非经济因素影响商品、劳务的生产与定价等环节，例如儿童情感价值的变迁导致了儿童作为生产性劳动力产品在经济市场的消失。后者，则是非经济因素进一步脱离产品物质本身发展的阶段，非经济因素本身成为交换的内容，如情感体验在经济市场的流通与交换。购买等行为并不是出于对于物品的实用性需要，而是对一种快感体验的追求。
2.经济因素的非经济化
“经济因素的非经济化”指经济因素由单一的工具性属性向糅合众多非经济因素的文化属性转变。货币便是一种典型。货币在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交换的媒介的功能变得越来越纯粹，逐渐脱离了与其质料的关系（《货币哲学》），现代货币不再是什么实物，而抽象为一种概念，并且这种概念为每一种社会关系在经济领域的行为与表达做出规定与指导。例如礼金往来，往来货币的数量与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其亲疏关系远近密切相关，数量的差错往往会导致情感、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摩擦。
经济因素的非经济化在某些方面对社会正常运行具有建设作用，若将经济中的非经济因素一概排除，让货币回归至本质的物质属性，对于现行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例如，对于彩礼的理解之中；若将彩礼所附属的文化意义抹去，仅从经济的角度去定义与理解，那么这种交换易被误解为某种程度上的人口贩卖，对于家庭稳定、社会进步、情感维系等都是具有破坏力的因子。
但，当经济行为披上文化的外衣，粉饰其内在意图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视。例如“996”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来赚取价值，实质上是对工人的剥削，是对其生活时间的侵犯。但“996”被资本家倡导为实现梦想的途径，是有梦想、有干劲的当代年轻人应该选择的工作方式。文化的外衣美化了压榨的经济本质，并且这种美化行为还在竭力使其成为潮流文化，当“996”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时，这种文化又会为其在经济领域的宏图添砖加瓦，倒逼整个社会接受“996”的工作方式，实现合法的经济侵犯。
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的融合，彼此影响是发展的潮流，社会的变迁经济市场的影响会愈发增强，经济市场也会利用社会因素实现自身利益。对待经济现象、经济政策的分析不能够忽视社会因素的影响；对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推广也要考虑其会在经济领域产生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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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4 19:1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