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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亚露9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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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5 18:47: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读《娱乐至死》有感
“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前者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被不断地验证,而后者正在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生活,“娱乐化”的影子穿梭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无论在怎样的情景中,娱乐都能拥有一席之地,在各类事情之中找乐子成了人们必不可缺的活动。甚至是在一些灾害性事件之中,“苦中作乐”也不罕见。如,新型冠状病毒期间,“蝙蝠已经尽量长得不像个食物了”、各地大喇叭“PK”等,都曾博得了大众欢笑。然而,这种“娱乐化”的逐渐覆盖,源于何处,它又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阐述了20世纪因为电视这种媒介,公众话语逐渐以娱乐方式出现,从而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如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会话的工具发生了巨变,各类社交平台开始成为新媒介。这些新媒介之下,新的对话方式开始覆盖,“饭圈话语”便是其中一种。“饭圈话语”拥有怎样的特点,以及这种话语方式在其他领域的移植又会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二、娱乐至死:电视媒介下的话语
对于思想来说,大脑是装置其的容器,对于大脑来说,思想是其运作所生产出的产物;技术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大脑与思想,媒介是技术运作下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不同媒介之下,社会环境也有所差异。印刷机时代,社会对于铅字以及建立于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充满了迷恋,大量的印刷品、长时间的演讲辩论,促使公众要拥有理解长难句的本领,要有充足的耐心,也要求著书者、演讲者要有清晰的逻辑、完整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所指。印刷机垄断下,美国进入“阐释年代”,富有逻辑的思维、理性、冷静、客观、耐心成为了这一年代话语所具有的显著特点。
19世纪末期开始,“阐释年代”势头锐减,“娱乐业时代”开始来临。通讯对交通依赖程度的下降,打破了空间对通讯的阻碍,信息可以同一时间被传播到各个空间之中。电报、摄影术的出现到电视的垄断,信息成为一种商品,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各个空间,信息与行动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化,信息冗余开始出现,话语开始脱离语境独立存在。电视媒介以惊人的力量将社会文化变为娱乐的舞台,割裂、琐碎的对话方式占据着公众的生活,娱乐与非娱乐的界限在日复一日的电视对话中变得模糊不清。新闻、宗教、政治、教育等领域中,电视的加入,使其原本的内容发生了改变,娱乐逐渐成为了其主要的内容,并且公众对此开始习以为常。电视使新闻被包装成娱乐形式,不再追求教育、反思的目标;宗教的苛刻和严肃被电视所淡化,神圣化的宗教变得世俗;政治家通过电视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借用娱乐化的政治用语安抚民心;教育的连贯性、成长性在电视教学中被遗弃,娱乐的比例被不断提高。
尼尔·波兹曼对于电视媒介带来的“娱乐业时代”进行了批判,指出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公众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严肃的公众对话、严谨的思考逻辑、独立的思考能力都会被慢慢侵蚀,公众会逐渐成为娱乐至死的生物。
三、网络媒介下的饭圈话语
电视的出现实现了跨空间的信息传播,改变了印刷机时代的话语方式,“阐释时代”的逻辑、理性和秩序被“娱乐业时代”的碎片化、表面化、娱乐化所取代。而随着新媒介网络信息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当下社会的话语方式也发生着变化。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信息能随时随地进行传递与交换,简洁式、互动式、图片式的信息传播成为主流趋势。与此同时,网络时代信息数量之多、传递速度之快,都在不断地刷新着公众的认知。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公众处理单个信息所支付的时间成本在减少,思考判断的过程在缩短;互动性又使得对话中他人因素的干扰在增多,跟风式集体主义兴起;并且,“反智主义”、“少数主义”、“质疑主义”的涌现,也使得当下的公众话语变得复杂多变。
网络社交平台是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出的重要产物之一,在公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公众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的重要场所。社交平台的机制和偏好,影响着用户话语的形成,“饭圈话语”便是其中一种。
知乎类平台偏重知识的传播,因此长篇分析占据很大的位置;豆瓣小组类平台隐蔽性很强,盛行各种类型的爆料,因此常常成为营销号爆料的来源;微博类平台为较综合类平台,是追星群体的重要活动场所。这些平台的不同机制或者偏好,引导着饭圈文化的方向,塑造着“饭圈话语”的特质。如微博的用户举报机制,促使粉丝不得不采用隐蔽些的骂人文案;微博的“炸号”行为(微博后台管理者对一些言辞激烈,涉及敏感字词的用户直接销号的行为),又督促用户谨言慎行;一些搞笑的图片,文字常常会受到多数用户的喜爱,会被推荐到众多用户的首页。社交平台的这些机制蕴含着其对于一些内容的偏好,以及对一些内容的排斥,这种偏好为粉丝思考,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定位,改变着粉丝话语的内容与意义。
与此同时,“饭圈话语”是存在于“流量”粉丝群体之中的话语,“饭圈”一词是与“流量明星”相对应的,相比于其他艺人,“流量明星”贩卖的是一段时期内的整个“人生”,粉丝则是人物养成类游戏中的玩家,因此这种文化的本质是娱乐。从内容上看,饭圈是有中心的,就是流量明星,所有话语的指向都是该明星,感性表达多于理性思考;具有明显的排外性,如不能随意提及其他明星的姓名;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从形式上看,饭圈话语讲究表达的趣味性、讽刺性、攻击性,形象性,善于图片、符号与文字的排列组合,并且具有隐蔽性;如各类表情包、各类缩写、字母的使用。
四、饭圈话语的“共鸣”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借用了弗莱“共鸣”一词,即“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共鸣是扩大的隐喻,一种媒介不管原来的语境是怎么样的,它都有能力延伸到新的语境之中[2]。话语不再完全依赖于语境,媒介使其有能力实现这样的脱离。
“饭圈话语”作为饭圈中特有的话语形式,它的产生与演化都离不开饭圈这一特定环境,当这种话语离开了饭圈这一特定的环境,被移植于其他的语境之中,这种“共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质娱乐性的“饭圈话语”,在其他领域会兴起怎样的风浪?
(一)从“阿中哥哥”到“饭圈女孩出征”
“阿中哥哥”和“饭圈女孩出征”兴起于2019年香港事件之中,大陆的饭圈女孩离开大陆主要的社交平台微博,到ins等社交平台之上与香港“废青”对骂,称为“饭圈女孩出征”,其花式骂人技术受到公众广泛关注;“阿中哥哥”是将大陆拟人化的称呼,是“饭圈女孩”们追捧的对象。与此同时,在微博上还建立起了一系列的“职能站”,如反黑站、饭圈女孩文宣组等,反黑超话也是一应俱全。在相关新闻下,“阿中哥哥”的粉丝们,也纷纷控起评论来,“守护全世界最人美心善的阿中哥哥”、“哥哥勇敢飞,izhong(爱“中”)永相随”、“五千年来顶级流量、人气top大中国”等评论获得上千点赞。在这场政治事件中,“饭圈话语”被移植进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公众的爱国情怀,维护祖国统一的心意,但这场政治话语的“饭圈化”并不合适。
饭圈中,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有着天壤之别。饭圈中的粉丝对偶像是追崇、无条件的信任、甚至是带有盲目性的维护,情感性要远远高于理性;而国家是暴力机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要接受人民的监督。“饭圈化”下,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被误导,甚至是被重新定义。“反黑站”是饭圈中用来集中举报黑粉账号的职能站,某种程度上是对饭圈中不利于自己的声音的处理机制;而饭圈中常用的控评一方面是起到宣传、洗脑的作用,另一方面,控评也能起到遏制不利言论的作用。反黑和控评被用于政治事件之中,被用于维护作为偶像的国家,实际上有悖于言论自由,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剥夺。
政治话语的“饭圈化”,带来的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错位,国家被拟人为一个受到追捧的偶像形象,成为被偏爱、偏袒的对象,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情感性关系被加强,甚至遮蔽了两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饭圈话语”的本质是娱乐,话语的趣味性是其显著特点。“饭圈话语”多为排比押韵的短句,各类表情包和符号常常穿插其中,读起来朗朗上口,如“你打榜我打榜,阿中教育咱香港;你控评我控评,港毒废青摔烂屏”;又或是化用当下网络上一些搞笑的段子,如“听我说,别闹了,我觉得这样并不好,香港永远是中国的!什么?你觉得不是?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都听我的”;又或是将饭圈中冲突常用话语运用到其中,如“阿中哥哥出道一穷二白,全靠自己!上升期多少家虎视眈眈,资本下场搞阿中哥哥……请英美两家专注自家,乱带节奏今晚biss(必死)”等。这些话语格式与内容,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能够增添乐趣,并且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事件的了解和思考上转移到对形式的盲从、对趣味的追崇,一些本对事件并不感兴趣的人群,也被吸引到了这场“游戏”之中。如果电视广告通过一个口号、一个象征、一个为观众所注目的焦点来塑造出观众所期望的形象,这个形象往往能排解观众的不安、焦虑,加强观众积极的情感体验,那么社交媒体平台下的“饭圈话语”在这方面的效力完全不低于电视广告。“饭圈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将事件变成了游戏,降低了事件的严肃性,事件的双重性,增添了事件的娱乐性;本该被思考、被讨论的话题成为了娱乐的对象。此外,“饭圈话语”具有排外性,内部的语言追求一致性,对待不同的声音常用的方式是“压制”,是“消灭”,绝不允许别的声音来干扰自己的信念。因此政治话语的“饭圈化”,会形成一股带有强迫性的同质力,无法容忍干扰公众兴致的声音,思考和讨论在这种话语下被视为禁忌和异类。
(二)疫情下的“饭圈化”
2020年1月28日,央视频上线“疫情24小时”,推出了“建设进行时”特别直播,24小时实时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过程。当晚,直播观众数就超过了千万,观看直播的网友在微博上大开脑洞,为工地上的工程设备取名。高层吊车被尊为“送高宗”,摄像头称为“摄政王”,照明灯叫做“光武帝”;混领土搅拌车被赐名“送灰宗”和“呕泥酱”。这些工程设备被网友称为“挖掘机天团”,并且相应的Q版图像、微博超话、官方后援会、反黑站等都很快就出现了。1月29日,央视频又上线了“助力榜”,“呕泥酱”等一众工程设备都在榜单之中,网友可以通过点击“帮TA加油”为支持的设备助力。在这场疫情之中,饭圈话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无论是“挖掘机天团”还是之前被称为“阿冠”的“冠状病毒”,被称为“小笨蛋”的武汉,饭圈话语被公众带入到了这样的情景之中,并受到了部分公众的欢迎。支持的公众认为这样的行为无伤大雅,是苦中作乐,没有必要过于在意。然而,这种“不用在意”的现象,透露的却是共情能力的缺失、对现实的逃避、对生命的蔑视。
疫情下的话语的“饭圈化”,将原本严肃、严重的问题变成了可娱乐的事件,并且当事人沉浸于其中,感觉不到任何的不适。将无生命的机器设备拟人化,拥有生命的人却只是一个数字,直播里劳动的人也被视而不见,一切的焦点被集中于能够提供娱乐的器物上。这种“饭圈话语”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事件的严重性,模糊了关注的焦点,话语的娱乐性占据了公众的关注,使得困境中的人被选择性的忽视,他人的悲欢离合都消失不见;公众陶醉于“饭圈话语”的快乐之中,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应该进行的思考都视而不见。

“饭圈话语”悄然无息地介入了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之中,并且影响着话语的表达方式。随着这种介入与影响的不断发生,会产生的是惯习,在一切事件中趋乐避害的惯习,用娱乐的方式去缓解甚至是消除焦虑、不安的情绪,去逃避,去阻止所有的思考,在大众的狂欢中寻找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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