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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九月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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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5 14:39: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
这是一本基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作品,研究对象的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浙江村”。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价值观多元化等新情况,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一度濒临失控。即使是“天子脚下”的首都北京,依然形成了多个外地人聚集的城中村,其中以“浙江村”最为知名。关于浙江村是如何形成、小社会是如何运转、又是如何在政府的强拆下溃散并恢复壮大,乃至延续到今天,这本书都从民族志的角度展开了描述和论证。
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古来有之,但无论在古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近现代,有能力流动和迁徙的都只是商人、士子、官员等少数阶层,普通平民的流动和迁徙往往都是被动性的,比如政府组织的大规模遗民,和天灾人祸下的逃难求生。不仅如此,政府往往会把人口的流动严加控制,无论是古代的编户入民,民国时的保甲制,还是建国后前三十年严格的户籍制度,都是要把占据民众主体的人口严格限制在自己的出生区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限制,源于流动人口,也就是古代史书上所说“流民”,是一项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开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匈奴人刘渊就是流民,而元朝和明朝也都是亡于流民发动的农民起义。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进入改革开放后,虽然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各大城市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但对于这些城市的管理者来说,这些庞大的外地人群体就如同洪水猛兽一般。中国的城市管理模式是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大城市当地政府,并不具备对这些外地人有效管辖的权限。在这样的路径驱使下,限制外地流动人口的进入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当这些外地人结成社区,结成有效的自我管理的群体时,这在当地管理者看来更是对自己权力的极大威胁。
作者的理论框架大体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二元体制松动,流动人口出现——流动人口在城市聚集,形成亚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的私有化——权力私有化——社会关系重构。其中,空间私有化和权力私有化关键步骤。空间私有化主要指的是外来人口形成一二三级“房东”:一级房东占据大块土地;二级房东占据一块土地并建设工厂或商业市场;三级房东占据摊位,出租或者自营。权力私有化俗称“官商勾结”,城中村中巨量的外来人口以及之后的基层治理体制导致城中村的公共服务(如治安、契约执行、产权保护等)严重供给不足,同时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又希望享受城中村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通过贿赂、私人关系等手段,政府跟大商户、大“房东”合作,由大商户、大“房东”出面建立村中秩序、基层政府收取税费及个人利益,并给予一定保护。但是,这种合作关系又是不稳定的,往往因为人员变动、国家政策等原因而打破。同时,政府对城中村中的有组织力量又是十分警惕的,一旦发现合作抗争迹象、往往会发动严厉打击,“打早、打小、打苗头”。城中村发展的较高形式是“金瓯大院”。按照去年的一篇新闻报道,“1994年,温州人在久敬庄建造了供外来人居住的金瓯大院,并成为当时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出租大院。大院占地60亩,建房1000多间,可容纳3000余人。金瓯大院建造者卢华飞曾对媒体称,金瓯大院在当时探索出了一套治安管理与产业集群的管理模式,居民日常生活遇到问题由“院主”负责解决,并建立了大院管理委员会,下分若干组,设有财务、治安调解、消防、电工维修等,还聘请了17位专业保安人员。同时,他将大院按经营情况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如夹克、时装等。”这种模式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基层社会治理可能会有新的解决思路出现。
本书中浙江村的最终被拆除,表面上的原因,是外地人社区环境脏乱差,不安全因素高,实际上则是北京的高层管理者对自身权力的一种捍卫和彰显。而对于浙江村所属的地方基层管理者来说,随着经济建设成为政府的执政中心,经济利益已经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成为基层管理者的施政中心纲领。谁能够带来GDP和就业机会,谁能够为施政者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寻租空间,谁就可以是基层管理者的合作者。浙江村社区的领导者之所以能跟社区所在地方的基层管理者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政商共同体,原因正在于此。这也就是上级政府下达拆迁通知的时候,基层管理者站在浙江村领导者这一边的原因。然而,在实质性民主架构缺失的中国,基层管理者政绩的最终评估,都来自于其上级管理者,而非他们下辖区域的民众。在这样的状况下,浙江村的被拆除是必然的结果。
当浙江村的领导者们最终明白城市管理者的行为逻辑之后,一个又一个新的“浙江村”又重新建立。对于高层管理者来说,如果这些外地人社区的存在并不消减他们的权力,反而使得他们对外地人的管理更加有效,同时城市的经济收益能够获得更大提升的话,那么他们自然也愿意加入这一政商共同体的联盟之中。浙江村的领导者能够继续获得社区的管理权,而城市的高层管理者则用政协委员、工商联成员等类似身份的赐予让他们成为整个权力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于是,浙江村的领导者和城市高层管理者都获得了政治上的安全感,这种扩大化的政商共同体就在一边创造更多的GDP和就业机会,一边分配更多的隐性租金收入的共谋行为中携手向前。
在分析浙江村权力架构的论述过程中,本书作者深受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影响。在《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透过监狱、精神病院这些当代社会里常见的机构,来分析权力的控制与操纵体系如何发挥作用。而在本书中,作者也通过浙江村社区的案例分析来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并没有下降,只是这种控制方式从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控制而已。由于权力掌控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纽带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反而较改革前更为加强。
本书介绍的其他内容同样值得关注中国发展现状的人们深思,比如女性在先富阶层家庭中地位的下降、外地人社区中广泛存在的婚外性行为现象,以及来自各省域的外地人在同一社区中形成的职业自然分工等。今天距离本书的写作时间又过去了许多年,“温州人”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早已不能再用“城市里的陌生人”加以形容,而本段提到的上述空间建构、民间社会建设、犯罪问题、性别政治等议题所具备的内涵和外延,也已经与本书成书时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的城市里仍旧不乏各色“陌生人”,曾经的悲剧是否改头换面,以闹剧的形式重新登场?这仍然需要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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