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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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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09:27: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读书笔记


《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共分为九章,主要介绍了制度主义的起源、新旧制度主义的对比、分析框架、七种新制度主义理论及异同对比。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政治学逐步与伦理学分离,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主要以旧制度主义为主。所谓旧制度主义,是指政治学将政治研究或者政治分析重点放在国家及其相应制度上,是国家中心的研究范式。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政体,以分析不同政体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所谓旧制度主义也是传统国家中心论的另一种说法。旧制度主义预设制度与结构是人类社会根本性因素,而个体或者政治行动者的行动则被制度与结构深刻的影响,无法改变制度与结构。制度与结构决定了政治行动,决定了政治输出而非相反。旧制度主义重视制度与结构的规范性因素,因而仍然具有哲学研究的意味,重视价值的建构。旧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在于,国家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国家及其制度无法被社会所影响,国家及其制度影响了社会,所谓政治输出结果并不是偏好及其政治行动的影响,而是制度和结构内涵价值的反应。

在新制度主义诞生之前,政治学领域的主要理论范式有三种,分别是制度分析(旧制度主义)范式、行为主义范式、理性选择范式。指导旧制度主义的元理论主要由法律主义、结构主义、整体主义、历史主义、规范分析五个方面。法律主义关注国家法律在正式治理结构中的中心地位,法律意味着国家意志的表达,法律内涵通常是制度及其结构价值的反映。结构主义则意味着政治分析重点是政治结构及其功能,结构是中心地位,结构决定着资源配置及其政治行为。历史主义则是将政治变迁和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结构内涵分析放在历史的视野中区考察,认为政治制度及其结构蕴含着一个政治共同体稳定的价值观。整体主义意味着政治分析是将整个政治制度纳入分析视野中,在比较政治领域中,整体主义意味着是整个政治制度的比较,而不是单个。规范分析则是指旧制度主义分析经验事实中,仍然将理性模式或者价值判断代入其中,也就是说经验分析与理论思辨仍然没有明显的分野。旧制度主义的缺陷是明显的,旧制度主义分析缺乏科学范式,许多论题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过于关注结构与法律,忽视偏好与行动,过于关注输出而忽视输入,将结构与制度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忽视政治行动者的能动性。

在20世纪初叶,受孔德、斯宾塞的影响,波普尔等人发展出了科学范式的哲学基础,即逻辑实证主义,主张证伪、经验、可重复、可测量,建构具有预测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坚持价值中立的科学范式。在此范式指导下,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革命爆发了。行为主义将分析重点由结构转向能动,分析重点指向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行为及其影响,重视政治体系的输入端,认为政治行动者的偏好是外在于政治制度的,由社会化形成的。而政治体系或者政治结构无时无刻不受到其存在社会环境的其他系统的影响。理性选择则是另一重大理论范式革命,理性选择将理性自利作为政治行动偏好,进而将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分析方法引入了政治学分析中。理性选择理论建构使得政治理论的建构得以可能,显得十分便捷。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反规范的偏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输入主义。所谓反规范的偏见是指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始终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认为学术研究首要目的是描述现实而不是武断做出价值判断,以至于将自己研究局限在经验分析和不断的中观及微观理论建构中,而不去进行价值的判断,陷入到保守主义的窠臼中。所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则是指政治分析始终站在个体角度,而否认集体的作用,认为集体是个体的集合,而个体始终是政治分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所以始终站在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主要是源于对可证伪、可重复的坚定信仰,而个体的政治行为是能够预测的,因而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是科学的。输入主义则是指政治分析关注社会系统或者政治行动者向政治体系的意愿表达及利益诉求等输入性因素,潜藏的预设是政治体系仅仅只是多元社会集团或者政治行动者相互博弈的场域。应该说行为主义革命和理性选择与旧制度主义犯了同样的错误,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过于坚信个体主义及输入主义,认为偏好是外在给定的,而制度与结构在塑造偏好上毫无作用。根源上是二者过于坚信科学范式,科学范式主张可证伪性、可重复性、可测量性,容易产生的错误倾向是将测量工具或者测量技术不及误认为是无法测量,因而武断认为某现象或者某结构是无意义的。过于坚信科学范式导致了理性选择理论与行为主义革命过多纠缠经验事实的描述,建构了大量无意义的中观和微观理论,过于重视相关性,而忽视因果性的探讨,知识没有得到有效的增长。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读书笔记

这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组织研究的制度领域的理论和概念的混乱状况,在系统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制度下一个比较精当且具有包容性的定义”,同时建构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涵盖性的分析框架”。

首先斯科特基于学科分类,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对早期的制度理论进行了梳理。经济学的早期制度理论基本上是在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反思和批判,认为正统经济学的简化的“经济人”假设忽视了文化历史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政治学的早期制度理论则经历了对正式的政治制度的重视和基于行为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两个主要的阶段。社会学的早期制度主义比较复杂,作者是按主要理论家的分析框架来梳理,先后梳理了斯宾塞和萨姆纳、库利和休斯等人的理论,此外,还有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的制度思想。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制度理论与组织理论合流形成组织研究的制度分析理论取向进行了分析。

其次斯科特梳理文献的目的是要建立自己有关制度的分析框架。他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定义,认为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是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它们构成一个制度的连续体,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制度的内涵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斯科特进一步从遵守基础、秩序基础、扩散机制、逻辑类型、系列指标、情感反应和合法性基础等七个维度对三大基本要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不难看出,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基本实现了对各种制度理论关于制度概念的整合。规制性要素对应着早期制度理论中的以法律等为代表的正式制度,规范性要素对应着社会学制度理论各类社会规范,而文化-认知要素则是对人类学和文化研究中关于文化影响的回应。尽管,斯科特把把制度分为了三大基本要素,并强调了它们各自的独特特征运行模式,但是,他也强调在实际生活中的大多数制度形式中是三大基本要素之间不同的组合在起作用。

斯科特在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制度的作用是通过传递者来实现的。制度正是通过转递者发挥对组织的影响,而组织也在创立和变迁过程中,能动地或者策略性地应对制度的影响。所谓传递者,其实就是制度作用于组织或者个体的中间媒介。斯科特界定了四类传递者:符号系统、关系系统、惯例和人工器物。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都分别有着这四类传递者。斯科特对此进行了交叉分类。斯科特强调,传递者对制度传播的作用很大,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通过传递者作用于组织的创立、运行和变革,组织也可以策略性地选择传递者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保持自己的利益。

最后斯科特还探讨了分析层次的问题,他把制度分析的层次划分为六个层次:世界系统、社会、组织场域、组织种群、组织、组织亚系统。他强调应该把组织场域作为组织的制度分析的主要层次。场域受到其中存在的共同文化-认知性框架、规范性框架和规范性框架的限制,得以构成一个公认的制度生活领域,从而也成为组织研究的制度分析的合适分析层次。因为,在场域里,组织与制度间的相互关系可得以较为全面而又不至于宽泛的观察、分析与理解。当然,斯科特并不否认其他层次的组织制度分析的重要性。
读了这本书,我尚未完全理解,对其逻辑思路的把握也不是很清晰,这可能是知识储备与理解能力的不足造成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体会。首先是斯科特在本书中提出的“三大基本要素”分析框架,都是一种综合的分析框架。综合分析的长处是有利于把握各个理论流派对于某一研究对象研究和理解的动态发展,并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研究对象的各个面向。但也就难免因过多的理论而使得研究可能会流于表面,失去其分析的研究的深度。同时,这种分析框架,更多的适用于解释性研究。再就是将组织的制度分析和地方政府学研究联系起来。当前许多学者已经据此进行了成功的研究。尤其是把地方政府研究置于地方政府组织的组织场域进行研究,不孤立地研究地方政府,而要从府际关系(央地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等)、地方政府与市场关系、地方政府与社会关系、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与合法性资源等构成的组织场域中观察和分析地方政府结构与行为。选择一些具体的地方政府行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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