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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君7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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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30 15:59: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早在1912年的时候,马克斯·韦伯由“为什么只有西方有和声音乐”为出发点,开始考虑更一般的“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具有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这一支配他后期学术思考的中心问题,开始进行西方与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较研究发表。经过三年,在1915年,终于发表系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之《儒教与道教》。该书问世超过九十年,由于我国更重视三大社会学“奠基人”中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另外韦伯侧重从“心态”分析社会发展与我国官方的信仰体系相反,使得国人对这位大师的了解远不及卡尔·马克思等思想家。但幸运的是,随着大批英译作品的流入,韦伯的思想也得到大范围的传播。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韦伯首先简要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统治阶层的各个侧面,探讨其中有利于及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接着,韦伯对比分析儒家思想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差别,并得出后者更适合发展理性资本主义;最后,指出道家保守的价值体系,亦无法令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并得出结论: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由于消极与保守对比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一、货币制度
        由于没有消费税和动产税、关税极低以及利于消费的粮食政策,中国的租税制度十分有利于城市居民,却牺牲了广大农村。但中国自古却一直重视农业生产,使得货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远差于西方)。
        首先,中国的采矿技术与铸币技术一直停留在相当原始的阶段(由于收益很低使得银、黄金的产量不高以及钱币容易伪造且重量差别过大)以及政治的动荡,使得铸币金属存量不稳定,这又导致物价波动极大,以致国家想建立统一预算的货币租税的企图失败,只能保留实物税收;而纸币的发行,由于国家的信用问题(贵金属不够、政府滥发纸币),往往造成全面性通货膨胀。
        最后,由于明朝开始长期的出超的结果,确定了银本位的货币经济(虽然每次交易都得称量,纯度也得由银匠测试)。官吏-最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利得机会依赖于商业,导致他们与商人一致反对中央政府任何强化财政权,尤其是财政监制监督。这个也是为什么货币量的增大,传统主义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的原因之一。
        二、城市与行会
        西方古代城邦(如古希腊)无论多么依赖土地贵族,终究是从海外贸易发展起来,对比拥有过于辽阔的内陆的中国。这种起源的不同大概可以解释中国城市中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争取城市的自治权;没有政治团体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争取自身阶层的权利。城市的自治权甚至不如由氏族管理之下的村落,这也是中央政府行政能力的弱小的体现。
        城市里的个人毫无条件地依赖于手工业与商业行会,以致行会控制了所属成员所有的经济事务。即使如此,中国却没出现类似西方的城市经济政策,亦即行会拥有干涉城市事务的特权。正是缺乏这一法律基础,手工业的小资本主义无法发展。
        三、家产制国家
        韦伯将秦之前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而秦之后则为家产官僚制(1)。他认为治水的必要性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及其家产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
关于神
        中国社会出现了贵族英雄阶层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人格性的天神。而皇帝的封建宗主权也体现在独占祭天之礼的权力,而祭天可以说是祭祀上天,也可以是天上的王,这便使神祇逐渐有了非人格化的特性,并不断被强调。自从进入家产官僚制社会后,上天便成了人民反抗统治者的唯一武器,人民向它控诉统治者的过错,而官吏似乎也对这些被压迫者的诅咒特别畏惧。但国家的长期统一,让上天没有成为一个英雄神-在自己子民遭受苦难时,成为哭诉、祈祷以及崇拜的对象。
        相对的,中国人更依赖鬼神信仰。被认为至高无上绝不是西方的创世主,而是日月星辰这些永恒的存在。但如果人的一切供奉无缺甚至德行完美,却仍得不到这些鬼神的保佑,人民只会舍弃这些崇拜。
        正如鬼神一般,皇帝必须证明其自身的卡里斯马(2)资质。这种资质是可以失去的,只有一直出现的奇迹和英雄行径才能保证或至少不出现明显的失败。在一些古代的基本事件中,皇权由巫术性的卡里斯马发展而来(大禹治水)。随着进入家产官僚制,皇帝逐渐被要求依据经典来进行生活,而不是个人意愿。要是皇帝违反了这些秩序,理论上他将失去卡里斯马,因为社会秩序乃宇宙一部分,作为非人格神驾驭人间。
    四、血缘组织
        氏族的凝聚依赖于祖先崇拜,唯一不在官方掌管的民间崇拜。祖先崇拜发展了世袭性的卡马斯里,加强了氏族的团结。氏族有权力为其成员立法--不仅超越法律,还可以违抗法律。世袭性的卡马斯里以及民主原则,支持了氏族主要的活动。另外氏族团体妇女副业的发达,限制了市场的发展。
        氏族这种自我立法的特性,使村落成为了没有官员的自治地区。村庙成为其主要代理人,这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社团法人。村庙承担起世俗的社会与法律功能,例如拥有小官司诉讼的裁判权,甚至变成武器库让村落拥有武装力量。
        氏族对于经济的羁绊表现在多种方面。任何变革也必须与地方望族(氏族)达成协议,或者政策便会失败。氏族成员蒙受不平时,整个氏族都将支持他,因而市场上缺少自由的雇佣者。官僚体制面对氏族时,多半没有多少优势,因为氏族能贯彻运作并得到支持。氏族也抗拒宗教改革,一边倒地倾向孝道。氏族超越了个人营业范围之外,扩大成一种生产组合的氏族共同体、累积性的家共同体。
        相对而言,城市里的小的经营共同体,组织成为了密集分工的公共作坊,技术与商业上的经营管理都已专门化,甚至连利润的分配都能根据资本比例。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在于:能否是工人尽力工作,并提供合质合量的产品。其可能性极低。职业亦能自由选择,长久以来便是如此。
      五、 法律
        中国没有产生社团法人这一关键性的法律概念,亦没有保护私产的法律制度。家产官僚体系具有的卡里斯马威信似乎会因法典的编制而不复存在,故而利益阶层不允许这一想法。另外,家长式的性格让官绅遇到冒犯,不需法律便可惩罚他人。他们寻求的是实质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
   
        六、士人阶层
        士人阶层毫无疑问是中国两千年来的统治阶层,他们通过教育掌握大量文学知识并有志于官职,精通各种优雅的世俗教养,源自封建贵族却非世袭。另外精通古代文书,被认为是具有巫术性的卡里斯马,这样就决定了其在历法方面的渊博知识,这同时也是正确指导国内行政的资格。士人极端自负于自身的素养,君侯亦对其礼敬相加。
        作为士人代表的孔子表达这样的观点,谨慎要优于勇力(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反映了整个阶层对黩武思想的鄙视。
        从七世纪开始,国家取士就根据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制度根本上是家产制统治者用来防止封闭性身份阶层形成的手段之一,以免封建贵族独占俸禄权利。统治者与应试者在这一制度中存在着厉害关系,候补者互相竞争俸禄以及官职,因为无法成为封建贵族,而获得官职的机会对任何人都开放,只要他们能证明自己有足够的学识。
        科举考试制度并不测试任何特别的技能,也不考验其是否具有卡里斯马,而是测试考生是否完全浸淫在经典著作中,拥有在典籍教育才能出现的心术。一方面这一教育是入世的,另一方面却被局限于经典作者提出的种种关于正统的解释,此乃一种极度封闭的教育。但一般民众对他们的看法,却带有巫术性的卡里斯马,因为在民众眼中,通过考试,绝不仅仅意味着在知识上能够做官。
        作为一个统治阶层,士人-即使是只通过考试而没有官职的人,拥有身份特权(免除徭役、免除笞刑以及享受俸禄)。通过考试则有一种学生荣誉的成分。他们对于秩序与传统主义的一般倾向,反映在“君子理想”的特征上,包括在言谈之间具有引用古典经文的能力、纯粹的人文心智以及对忠恕之道的追求。
        只有我们对士人所必须对抗的势力有所认识之后,我们才能了解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一开始,士人必须面对传统贵族以及买官者的竞争,甚至一些专家官吏。但最后只剩,苏丹制以及支持苏丹制的宦官当政。有力的统治者想借组这些力量来摆脱士人阶层,但每一次干旱、日食以及战败等有威胁的事件,士人又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儒教徒,根本上是和平主义者,面对军事强权时,自然产生厌恶以及缺乏理解的态度,这也导致其臣服在已建立的政权,而不是想推翻它们。
           结论
        一个宗教的理性化水平,要看这个宗教对巫术的排斥程度以及它将世界与上帝的关系和它对应于世界的伦理关系统一起来的程度。对比儒教与新教,新教完全摈弃巫术,并摈弃此世追求彼世;而儒教的巫术性力量让其自然科学发展的失败,并完全地依赖于此世,适应永恒的世界秩序-道。
        另外,从某些传教士的资料也能看出,儒教对于单调无聊的忍耐、对所有未知事物的不信任甚至恐惧,毫无知性上的好奇心,彼此间的不信任也限制了市场的发展(除了自己的氏族、亲人)。新教伦理的伟大之处在于打破了氏族的纽带,因为对超越俗世的上帝的亏欠,使得人们束缚在一个神圣的上帝之中,所有此世的关系都不能超越这一关系。而儒教则使得氏族力量的强大,使人束缚在人中。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新教伦理能使商业信用的基础建立在个人上(儒教普遍的不信任不能导致这一的基础)。
        新教徒对现世采取一种禁欲的态度,认为众生皆有罪,堕落得毫无差别,这让个人安心成为神的工具,努力靠着自身的成就来获得永恒的救赎。而儒教从巫术基础推衍出传统的稳定,所有生活样式都不可改变,否则引来鬼神的愤怒,亦即个人的进步显得不合理。
        更重要的一点的是,尽管中国内部交易旺盛,外部交易也随着明朝之后逐渐发达,但这些争取到交易的资本主要来自官绅,这些投资最后又以土地投机的形式再次稳定传统主义,所有对财富的追求,与近代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联。而清教徒则追寻此世的救赎的可能性,追求有用的自然科学的经验知识,这类知识被认为通往上帝的荣耀。这也是两种理性主义的根本的差别: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世界;请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世界。
        所以,禁欲的新教精神是西方发展出理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因,而中国缺乏这种优势性的宗教价值观,致使资本主义无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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