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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荞七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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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9 22:16: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宽容》:人类如何告别火刑柱
                            王荞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WillemVanLoon),荷裔美国人,著名学者、作家、历史地理学家。1882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他是出色的通俗作家,在历史、文化、文明、科学等方面都有著作,而且读者众多,是伟大的文化普及者。主要著述有:《美国的故事》《文明的开端》等。《宽容》是一部人类“不宽容”史,也是一部人类沉痛史,更是一部人类的抗争史。房龙在书中通过一系列影响世界两千多年的有名历史人物的悲惨遭遇,剖析了人类为追求思想的权利所走过的悲剧性历程,揭示出一条无数人付出血与泪的代价才换来的真理——只有宽容不同的思想,人类才可能获得进步与解放。
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房龙不厌其烦,将一部欧洲的“思想解放史”写成了一部宽容与专横的斗争历史。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的不断搏杀,使人类理性的光芒不时透过历史的浓云密雾得以显现。《宽容》实际上是一部不宽容的历史,它字字句句论证着宽容的伟大和不宽容的愚蠢。历史上,宽容总在不宽容的夹缝中求得生存、苟延残喘,但那些寻求宽容思想的种子,往往一遇阳光雨露,便迅速成长为遮天蔽日的大树,枝繁叶茂的新教条,又将扼杀那些新的思想萌芽成长的机会。这就是房龙所面对的敌人,也是所有良知、温和、理性、谦逊、仁爱等人类优秀品质共同的敌人。
《宽容》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敌人的势力之强大、生命之顽强。基督教相对于罗马帝国的正统信仰是一种典型的异端,它在罗马统治者残酷镇压的血泊中生存下来,在众罗马神像的阴影下艰难维系,历经磨难,终于得见天日。但当它逐渐羽翼丰满,面前一直矗立的罗马神像便有碍基督信徒的观瞻了。基督教荣升国教,这些当年不宽容的神像就被新的不宽容者拆毁。君士坦丁大帝的恩惠泽被千年,梵蒂冈的教皇逐渐壁垒森严,宗教裁判所、耶稣会士们慢慢统治了人们的思想。靠教会建立和维系的社会及文化专断制度,成为中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罪恶。路德和加尔文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抗争,宗教改革家们憧憬新的纪元,但不幸的是他们身上一直流淌着中世纪的血。同一个路德曾大声疾呼,“烧死异端者乃违反神意”,可是几年后,当他一想起再洗礼教徒和“邪恶的犹太人”,就会恨得咬牙切齿。加尔文曾是反抗教皇权威的战士,但他一旦取得了日内瓦的最高权力,就要求芸芸众生按他的意志“正直地”生活,他真心的认为,这是秉承了上帝的意旨。“一贯正确的人”——教皇在这里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贯正确的书”——《圣经》,据说它体现了全部的智慧、全部的正义和全部的真理。当然,以后的历史中,还会有形形色色的“一贯正确”。甚至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上,载着那些信仰坚定的异教徒来到北美大陆寻找自由的新天地,但越是信仰坚定的人,也就越不能容忍异端,于是新大陆便也有了《红字》的故事。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谁都无法完全置之于毂中,各方才有了妥协的可能。进入近现代,人类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得忍受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不足挂齿的不宽容。我们的先人们似乎无法回避人类智慧的一个悖论:自己被别人当作异端而遭受迫害,同时却不能容忍甚至也迫害和自己有差异的异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宽容往往有着神圣高洁的面纱。
一曰道德。这是一座神圣的丰碑,有权在这座碑上刻字的人似乎天然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可以把一切不遂意者贬斥为“道德败坏”、“品行不端”。为维护他们心中高尚的律条,防止“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些所谓道德风尚的监护人往往会干出极端之事,甚至把为爱情私奔的人沉进深潭,把发生私情的男女乱石砸死。姑且不论这些卫道士们自身往往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即便这代表了主流的价值判断,仍然不构成进行道德审判而侵害他人的充分理由。红衣主教和阿亚图拉们有什么权力强行规定土耳其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必须用哪国语言祈祷,必须以何等精神聆听上天的教诲,必须读些什么书和怎样教育子女,必须为自己的放纵付出多少代价。道德不是天然的正义评判标准,把所有异端都不由自主地看成邪恶,是自我恶性的放大。一种与众不同甚至于异癖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干涉别人的权利或利益,那它就是合法的,就不能仅仅因为异于主流而遭受谴责。严厉的禁止或许可以免除罪孽,但无法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源于内心的启迪。
二曰理想。人们往往都信仰进步,甚至愿意将现在交付未来,那就是理想。自负的人类根深蒂固深藏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一劳永逸地赐予人类和平、秩序与幸福。从古至今,无数人在这条路上进行艰难的探索,寻求那一终极解决方案。也总会有以强有力理论装备起来的人坚定地宣布,他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要达致理想的天堂,他的道路就是唯一的天梯。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意味着其它的都是歪理邪说。“正确”的权威一旦受到质询,就会有人挥舞起“忤逆”、“异端”、“错误”、“荒诞”、“叛徒”、“反动”直至“五毛”、“美分”、“非主流”的大棒。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上帝之城”,再洗礼教徒在明斯特的“人间天堂”……他们在绞刑架、火刑柱直至坦克大炮的阴影下唤起了人们对自由的热爱,按着自己的理想建立了乌托邦,但他们并不因此成为宽容最可信赖的朋友,人们逃出了一个囚笼,却闯进了更黑暗的牢狱。远方的一线光明往往不是黎明的曙光,而是来自怪兽的独眼。大自然似乎对标准化的理想殊为反感,世间万物,也许唯有理想离我们最远。
三曰虔诚。耸立的教堂尖塔和高悬的领袖画像,居高临下,望着人们的灵魂。在它们的注视下,信仰坚定的使徒们,一手持经、一手持剑,高举捍卫正统宗教、捍卫真正信仰的大旗,却抛弃人世间最美好的仁爱与平和,用血与剑显示他们对于信仰的真诚。“手中的利剑,当用于上帝之荣誉。因为以虔诚圣徒之名挺身而出,其正确性不证自明。”类似这样的话语总是具有惊人的煽动力。问题在于,虔诚不能强加,为心中的信仰而自我殉道是为可敬,为口中的信仰而让他人殉道是为可鄙。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信仰的独特解读,对于异教徒和存在不同解读的人不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更不能连番上演十字军东征等各类“圣战”的惨剧。宽容异端,并不仅仅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更因为这本身就是他们的权利。因为,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眼里同样是异端。事实上,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种宗教或一种哲学,任何把多样化的生存状态退化到一个共同的标准,把人类专横地分为黑的和白的、好的和坏的、真实信徒和异端、忠诚者和背叛者的企图,都将是枉费心机。
甚至仁慈、传统等美好词汇也被绑上了不宽容的战车。宗教裁判所口中所言“切勿流血”以体现“上帝的仁慈”,却意味着最惨无人道的火刑柱;罗伯斯庇尔、希特勒之流是绝不情愿现场观摩断头台和毒气室的,但他们却轻易签发成千上万人的死刑判决书。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都很容易被这些最为致命的幻觉所迷惑。一堆堆的人群兴致勃勃地观看可怜的牺牲者遭难,他们是思想上的行刑者,但受害者也包括他们自身。“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或许只有“自信”较少被不宽容所染指。在这方面,欧亚大陆的东端或许有值得说道的一丝底气。我们引以为荣的盛唐,各色人种云集,各路宗教齐聚,文化兼收并蓄,名士自由坦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显示出无与伦比的自信和海纳百川的气度。然而,一旦走上闭塞而拒斥外来文化侵染或融合的道路,就开始了自卑和僵化的历程,开始了又一段不宽容的历史。
在魅惑迷人而又狂暴奔涌的不宽容的大河映衬下,宽容就像那涓涓细流,它静静地流淌,毫不起眼,了无生趣。但任何急流高瀑总会流入大海而归于平静。面对现在和未来变化的环境,人类也总有一天不得不在多元生活方式和价值表达的大海中互相借鉴或引以警戒。自信的文化与价值不依靠刀剑的征服,这是一个社会走出中世纪的标志。宽容是一种智慧,但这种智慧的成长却是血泪斑斑的历程。房龙的《宽容》实际上是一部不宽容的历史,它字字句句论证着宽容的伟大和不宽容的愚蠢。历史上,宽容总在不宽容的夹缝中求得生存、苟延残喘,但那些寻求宽容思想的种子,往往一遇阳光雨露,便迅速成长为遮天蔽日的大树,枝繁叶茂的新教条,又将扼杀那些新的思想萌芽成长的机会。这就是房龙所面对的敌人,也是所有良知、温和、理性、谦逊、仁爱等人类优秀品质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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