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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娟七月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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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2 16:37: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洁净与危险》
玛丽·道格拉斯,1921年生于意大利,在伦敦一所修道院接受基础教育,1943年在牛津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英国殖民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二战”后返回牛津大学,“师从人类学大师伊文思—普里查德学习社会人类学,到比利时领属刚果的来勒等人所在地作田野调查,于1951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在英美两国的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西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从事人类学教学工作。 1988年后一直居住在伦敦,并坚持从事人类学研究,直至2007年逝世。
道格拉斯是英国著名的象征人类学家、新结构主义的代表。研究领域涉及刚果、扎伊尔的部落文化;社会学所“关心”的制度问题;经济学的“货币”、资本主义的“风险”文化等。主要著作有《洁净与危险》、《卡塞的莱利人》、《自然的象征》、《隐晦的意义》、《风险与文化》、《制度如何思考》、《思维类型》、《迷失的人》、《作为文学的〈利未记〉》。其代表作《洁净与危险》融合了象征人类学、结构人类学与宗教人类学的观点和视角, 被誉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一、主要观点
《洁净与危险》该书围绕污秽与传染的观念展开论述,从分类的角度阐释禁忌何以产生、何为污秽及如何处理污秽等。主要介绍了对亵渎和禁忌概念的一种分析:通过参考一个社会的整个思想结构,来解释亵渎规定和食物禁忌现象。道格拉斯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两种民族的文化讨论上,即早期的希伯来人和来勒人,并广泛吸收了她的老师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研究成果,对分类体系及其象征意义提出了系统的看法。道格拉斯认为没有任何特殊的分类象征能够孤立地被理解,但当把它们与该文化中分类体系的整体结构联系起来时就变得有意义了。因此,人们对洁净的观点是更大整体中的一部分。作者试图表现关于洁净和肮脏的仪式创造了一个经验整体,通过这些手段,象征类型被创造出来并被公开地表现。作者以洁净和肮脏这一对范畴来指称社会世界的分类,用洁净与危险暗示着与洁净相对的肮脏意味着危险,而这种危险其实是源自肮脏对于秩序的挑战,即肮脏意味着失序。
二、主题与逻辑
本书是关于污秽和传染观念的论述,沿着两个主题展开:一个主题是展示禁忌作为一个自发的手段,为的是保护宇宙中的清晰种类。即禁忌保护了关于世界是如何组成的这一问题的地方共识,它可以减少知识上和社会上的混乱。第二个主题是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它针对含混事物带来的认知不适做出反思,因为含糊的事物看上去会有威胁感,禁忌直面这种含混不清, 并将其归入神圣的类别以加以回避。
首先作者主要将人类学家是如何对原始文化中神圣与肮脏的奇妙关系释疑解惑进行总结并展开讨论,寻找最初人类学家对于原始宗教、仪式以及卫生观的解释。罗伯逊·史密斯在他的《闪米特人的宗教》中使用了禁忌一词,这些禁忌是因恐惧而产生的,是对恶灵的防御,它们对于原始人而言是普遍的,并且经常以不洁规则的形式出现。他对于禁忌的分析最终形成了原始宗教与现代宗教之间的分野,即区分宗教是进步的还是原始的标准被制造出来。如果是原始的,它关于神圣与肮脏的标准分界是不清晰的;如果是进步的,则宗教中关于肮脏的规则消失了。泰勒从宗教中遗留下来的那些“遗迹”中去寻找原始文化与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他指出文明是从文化的原始状态之中进化而来的。虽然这两个人都对文明的进程持有连续性的观点,即文明是由落后进化而来的,但他们二人的关注点却大不相同,由此史密斯开创了社会人类学,而泰勒则开民俗学之先河。继史密斯之后,涂尔干吸收了史密斯观点中“整合”的部分,他认为原始宗教与原始卫生的分离、神圣与世俗的分离是出于整合的需要;弗雷泽则继承了史密斯将原始宗教仪式视为无关紧要的附属物的观点,对原始文明的进化提出了三阶段论:即原始到现代的过程经历了巫术—宗教—科学的发展阶段。在作者看来,弗雷泽的观点导致了以后的社会人类学家在理解原始文化中的禁忌与仪式时寸步难行,他错误地将人们的经验割裂开去,只有将这种错误修正过来,才能够更好地、更深刻地去理解原始文化中的禁忌与仪式。因此她将那些被割裂的经验碎片整合起来,经验是超越时间的存在,要去理解原始文化中对于肮脏与洁净的认识,必须先理解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文化、宗教时所产生的经验,在这种时空的共鸣中才能够获得认识与经验的统一。
在第二章世俗的污染中,道格拉斯提出比较宗教学总是被医学唯物主义误导。她认为处于她那个时代的人们关于肮脏的观念与原始人一样,也是一种符号系统的表现。与原始人相比,我们对于洁净与肮脏的分类是以卫生学与美学为基础,受病理学理论指导,与宗教无关。可实际上,肮脏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一个系统,我们与原始人采用的其实是同样的规则,不能孤立地将肮脏拿出来进行分析,而要将它置之于其存在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中去,分析肮脏之所以成为肮脏的象征意义与社会作用,不仅是作为实体存在的肮脏,也包括道德意义上的肮脏,对它们的禁忌以及围绕它们而产生的仪式,通过整体论的视角来看,都具有维护社会秩序与完善经验统一的重要意义。
接下来,作者对原始文化中的食物禁忌进行分析。《利未记》是为神圣而遵循的禁忌,遵守其所说规则的过程即是一种仪式。作者对《利未记》中可憎的事物进行研究,从而阐释了进行分类的标准,说明哪些动物可食,哪些不可食。这些饮食规则是与圣洁有关的隐喻,并成为制约日常生活的规约与文化习俗。而那些禁食范围的动物都是带有两义性的,因而无法进行明确的归类, 是与世俗有关的隐喻。道格拉斯认识到每个人对肮脏的定义和可以接受的阈限是不同的,即人们的卫生观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对于洁净与肮脏的认识也是有差异的。
第四章中作者对仪式进行了分析。仪式是一种框架,以预见的形式组织我们希望接受的经验,选择那些能够被吸收的信息,这样我们的经验才能够得以整合与统一。通过仪式使可见的、实体的物质,形成了一系列我们看不见的却想要得到的分类。对于我们和原始人而言,仪式的区别并不在于其象征性或者其科学性,而在于我们的经验是离散的、破碎的,而他们的经验却是单一的、持续的,仪式构造了存在的意义。原始人的经验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以自己的经验构建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认为世界可以因为个人的行为而改变,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区别,从未预设过这一分类,在他们的经验中,他们与外部世界是融合的,世界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而被改变。比如中国人认为“风水”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轨迹,这里的“风水”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影响着人的行为。
在第五章里,道格拉斯批评了有关“原始文化”这类概念,因为在她看来“原始”二字具有歧视的含义。但道格拉斯认为存在着“原始”和“现代”两种类型的文化。道格拉斯批评了列维-布留尔的主张,即“原始人”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思维看起来是跳跃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在于“我们”与“他们”心性不同。道格拉斯认为,列维-布留尔应该在原始和现代的社会制度中寻找差异。显然,道格拉斯认为,如果“现代人”与“原始人”有任何意义上的不同,那都是外源性的,二者的内在本质没有区别;即人的自然本质是相同的,但身外的制度性结构可以导致差异。
从第六到第九章,道格拉斯把焦点放在有关原始社会差异的社会维度上,讨论分类与仪式。
第六章主要讲述了政治过程和权力概念的复杂性。在第六章开篇之首她所指出,人类学家应该在无序中寻找有序。由于无序对既存秩序是破坏性的,因此无序象征着危险和力量。社会有其正式的结构,社会反常和模棱两可既危险又充满力量。在她看来,权力是基于许多正式的东西与周遭的非正式东西的对峙。最直接的权力与权威体系结为一体;而一般人是在社会结构的不明晰处去拾取模棱两可的角色;我们应当把一些非控制性的权力归功于他们。而内在的、难以言说的超自然力量则归属于那些使社会失序的人。她的最终结论是,社会结构与神秘的力量高度复杂,我们难以将它们直接联系在一起。
第七章讨论了身体与社会的边界。在第七章,道格拉斯首先指出何为社会。社会有着清晰的边界和内部分工,而社会分工本身就足以“搅动人们的行动”。虽然任何人类关于结构的经验可以象征社会,但是,生活形式的结构特别适于反映复杂的社会形式。道格拉斯用“身体”来比喻社会体,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似的。道格拉斯用了许多原始社会和印度社会的例子说明,在对污染的“仪式”上,人们是如何利用身体来体现的。换言之,对群体社会边界的压力与群体对其成员身体边界的关注所产生的压力是相似的。道格拉斯指出,“仪式扮演社会关系的形式并清晰地表达这些关系,使人们能够知道他们的社会”。
第八章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探讨了污染的信念对社会结构的维系。在第八章里,道格拉斯阐明了为什么社会里的区隔应当被保持和维系的道理。在这一章里,涉及了道德与污染的问题,她相信污染的法则与道德法则有些联系,污染法则实际上支持了道德法则。
第九章则是关于污染的虔信反映了社会规范准则里的矛盾。在第九章里,作者以外来的攻击危险可以促进内部的团结开始论述社会系统内部的冲突与失序。她考虑了许多社会规则所存在的矛盾的问题。她总结说,强调男性直接控制的地方,往往不存在污染法则(如澳大利亚的瓦比里人);男性对孩子有着严格权利的社会(苏丹的努尔人)也少有污染的信念。但对于那些男性同敌人的女性结婚的地方(新几内亚的恩加人),将女性同时作为人和交易的商品(中非的乐乐),或者男性必须控制他们的妻子和姐妹(赞比亚的本巴人)的社会,情况则恰恰相反。污染的法则表现了这种矛盾。
最后,在“系统的破碎与更新”一章里,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指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具有破坏性的污垢会变成具有创造性来达到系统的破碎之后的更新与再生。
三、想法
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然而把它放在餐桌上就是肮脏的;食物本身不是污秽的,但是把烹饪器具放在卧室中或者把食物溅到衣服上就是污秽的……洁净不是“卫生”问题,而是社会分类的不同,所谓“污秽”或“肮脏”,就是因为它“不在其位”,换句话说,就是脱离了秩序的事物。污秽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需要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一个有秩序的观念体系。它暗示了两个情境:事物的分类和秩序体系以及对于此秩序的违反。道格拉斯以一种系统、象征的方法对此进行分析,象征分类系统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就是“肮脏”或“污秽”,它是对分类的违反。通过“禁忌”行为的规范,威胁着世界的鲜明分类,并可能会污染其纯洁性的肮脏之物被人们远远避开,而同时,某物被污染了的观念反过来又保护了原有的规则和分类。
从禁忌到仪式再到污染,被侵害的都是人们对于公共秩序的认同,而非他们的身体本身,所以通过分析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人类来说,洁净表现为一种洁净观,危险则是洁净的维持遭到挑战,既有的观念秩序被打破的体现,洁净和危险的实质是对于一套设计出来的观念秩序的维护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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