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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识六月第一次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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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3 15:36: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北京浙江村:外来人口的奋斗与file:///C:\Users\权祭\AppData\Local\Temp\ksohtml4604\wps1.png拼搏
   最近看了一本社会学经典,叫《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飙著),里面的内容很有意思,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80年代,一批温州人怀着淘金的梦想来到了北京,他们发现北京虽是首都,却有着很多实际的困难,当时北京有三大难,穿衣难理发难洗澡难,他们看准了北京穿衣难的问题,拉着一众亲戚朋友,开始在北京做衣服。温州人勤劳苦干坚韧不拔,他们依靠自己的汗水发家致富,随着第一批先行者的致富,越来越多的温州人来到了北京,他们集聚在丰台区大红门附近,建设了赫赫有名的浙江村,由此开始了一段传奇。温州人与浙江村的发家史,无疑是中国梦最好的诠释。
一、勤劳与乡情:温州人致富的原因
温州人是中国最具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群,即使在六七十年代,温州人依然用逃避抗拒的方式抵抗着公有化政策,无论打压多么严重,他们始终无法改掉身上的“资本主义作风”。改革开放的春风到来后,温州人看到了曙光,他们开动脑筋在全国做起生意,温州人的勤劳肯干,连政府都深有体会,当地官员评价温州人是最没有“等靠要”习惯的人群,他们习惯自力更生。起初,在北方,温州人经常去兰州、西安做生意,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北京有着极为难得的商机,伟大的首都面临着穿衣难的问题,服装始终是紧俏货。温州人决定针对北京人的需求,大力发展服装业。开始,他们不会做衣服,也不知道北京人喜欢什么,于是他们就天天去市场,观察什么衣服最受欢迎,哪件受欢迎,他们就买下哪件,拿回家拆开研究,不断提升自己的工艺,通过这种“半抄袭”的方式大量仿造服装然后倒卖。他们有的摆摊直接售卖,但由于城管查的紧,因此他们主要是供货给各大国有商店,一般正规厂家110元进价的衣服,他们仿制的只要70元,因此,很快浙江村的服装就霸占了北京的主要市场,当时最受欢迎的就是皮夹克,而浙江村生产的皮夹克占北京市场的70%。浙江村低价的原因很大在于温州人的吃苦耐劳,当时温州人往往租住北京农民的房屋,一家人挤在20平米的房子内,他们四处借钱省吃俭用花钱买来缝纫机和布料,全家老小一起上阵不停工作,即使是雇人,老板和员工往往也吃住一起,相对于当时的国有企业,温州人的工作时间和效率远高于国有企业工人。但光靠勤奋还不足以成就温州人的发达,当时来北京的外地人都很勤奋,但独有浙江村发家致富,很大原因在于温州人有着独特的乡情和家族纽带,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奋斗,一个温州人富了,往往会拉上自己的亲戚朋友,一个温州人缺钱投资,往往会得到亲人们的鼎力相助。由于彼此之间沾亲带故,往往只是口头契约,不见于文件,拖欠几个月还款甚至不还款(小额)都没有人计较,全当送给亲族的人情。而且为了维护温州人的共同利益,温州人之间并没有采用纯粹的市场竞争原则,而是采用了一种集体行动,他们会有意的为好友、亲族和同村人留出生存的余地,不会一味的强占市场。按当时人的话说就是,大家有钱一起赚,绝不独吞。正是这种互相协作和乡情,使温州人避免了团体内部的内卷,让温州人和浙江村作为一个整体屹立在北京。相比于温州人,其他外来人口往往缺乏这种纽带(尤其是华北散沙化的农村),这使得他们在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一个群体的成功不在于他的个体有多聪明而在于他是否具有强大的组织力,一个团结一致的群体总能击败一盘散沙的对手。
二、帮派与大人物:民间秩序的自发生成
90年代,浙江村的服装业已经享誉北京,产业规模十分庞大,但是一个新问题笼罩在浙江村的身上,那就是治安问题。城中村固然给勤劳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庇护所,但是同样也是罪犯和混混的温床。浙江村发达后,很多温州的通缉犯、混混以及误入歧途的年轻人,纷纷进入了浙江村,他们往往吸食毒品,组成一个个帮派,四处犯罪,在1992年,犯罪已经到了十分猖獗的程度,以前抢劫还要蒙面,现在抢劫往往是大摇大摆,直接冲进户主家里抢钱,很多由流氓青年组成的帮派分子经常在街上打架闹事,期间被杀死的人不在少数,1992年底,甚至一名警察都被捅死。治安如此混乱,以至于当时浙江村家家配有灭火器和钢管,这些东西既不属于凶器又能自卫,但是这样显然远远不够,浙江村人曾经求助于警察,但当时由于财政困难,警力不足以及手段有限,警察根本无力深入情况复杂的浙江村。在政府力量不足、犯罪猖獗的背景下,浙江村的大人物(往往是最有钱最有威望的)采用了三种方式维持治安。一是雇佣保镖,晚上与老板家人站岗放哨,但这主要适用于春节结账等特殊时期。二是建立联防自卫基金,聘用青壮年当报警员,把守路口,一有情况就报警,然后全村老小一起出动。三是成立民间联防队,他们多是年轻人,五六人一组,装备一米半的铁棍,每天在村里巡逻,最多的时候,这种自卫队多达21支。虽然这种自发的防卫力量不能根治犯罪,但确实让猖獗的犯罪稍微收敛了一下,后来一些大人物更是收编了这些帮派,既用他们干脏事也约束了他们的行为。在政府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民间自发秩序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治安。浙江村的民间联防充分表明出生命自有其法,在政府力量缺位的情况下,民众迫于生存会自己想出办法应对,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帮派领袖逐渐从良,成为了新的大人物,由于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开始主动清除小的帮派,由劣绅转化为了良绅。浙江村民间联防队的成立充分体现了生命自有其法的道理,不能低估民众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北京人与温州人:共生大于斗争
作为外来人口,温州人与南城北京人也经历了从斗争到共生的过程,开始,北京人对温州人比较敌视,经常有碰瓷的行为,很多初来乍到的温州人往往被当地的地痞所欺负,当时北京人往往站在巷子口,直接伸手从温州人口袋里拿钱,温州人去警局告,但警察往往和当地人有关系而不愿多管。这种局面直到90年代才改变,那时浙江村逐渐发展,温州人发了大财,而且他们的数量也大幅增长,他们通过对政府疏通关系,以及组建队伍等扳平了比分,到后期甚至有了浙江人开始欺负北京人的情况。在冲突背后,是两个群体互相看不惯的心理,北京人觉得温州人不规矩,没素质,温州人觉得北京人土气可笑,90年代,浙江村已经致富,年轻人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7-10万,远高于当地人,但是北京人依然瞧不上浙江村的行当,认为自己在体制内,有正规工作,一个退休北京大妈认为即使自己退休金只有180,那也是体制内,比温州人一月一万都要好。这体现了两个群体对于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看法。虽然有这些摩擦,但总体上,北京人和温州人逐渐实现了共生,这乃是利益决定的,北京的商店需要浙江村的服装,浙江村需要商店的平台和关系;南城的房东需要浙江人作为租客,浙江人需要北京农民的房屋栖息。两者虽然有隔阂,互相瞧不上,但是依然保持了总体良好的关系,甚至出现房东维护房客,房客怀念房东的现象。比如1995年,由于浙江村长期脏乱差,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进行清理,但是清理后却遭到了北京当地人的愤怒,一个北京市民对作者埋怨:
“你给反映反映,要么把这划成市区给我们工作,要么你还得让浙江人回来,你说这地空着干嘛,我们上哪吃饭去!政府真要我们饿死啊!赶来赶去,折腾什么?”
作者问:“浙江人来了治安这么乱,你们不怕吗?”
回答:“治安乱你的管啊,送点钱就放出来,能不乱吗,我们总得吃饭呀”
正因北京当地人和浙江人形成了共生关系,1995年清理后,浙江村很快恢复原状,原来的浙江人又回来了,而且经由这次教训,他们逐渐开始产业正规化,并进一步维持秩序,消除治安隐患,实现了良性循环。这充分表明,虽然有摩擦,但北京人与浙江人的共生关系远大于斗争,他们经济上互相依赖,意义早就超过了单纯的地域歧视和文化冲突。
实际上,越底层的大城市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共生关系越深,一旦外来人口大幅减少,他们是第一个感受到不便的,2017年清理后,北京物价和服务费大涨,生活成本激增,即使是中产阶级,也感受到了这种上涨。外来人口固然带来了很多问题,但他们同样对大城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城市固然要规范整洁,但亦要有充足的烟火气。老百姓总是要吃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民族主义不应该只体现在排外和反美,更应体现在对同胞的关爱,希望许多自诩为爱国者的中产、富人能对身边的同胞多一丝宽容。中国的未来需要各阶层相互理解,我相信中国人能明白这个道理。
编辑:刘俊识  文:艾尔文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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