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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淑敏六月第一次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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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0 22:12:2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笔记
                               S19201029 吴淑敏

一、《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相关介绍
孔飞力教授以叫魂为线索,勾勒其眼中从盛世转向挣扎的大清。本文将梳理“叫魂”案件,通过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将“叫魂”事件的发生进行简要概括。
(一)叫魂案件梳理
时间维度: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4月,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5月,苏州张乞丐剪辫案、胥口镇净庄和尚案——6月,书生韩沛显剪发案——7月,乞丐蔡庭章剪辫案——8月,乞婆剪侍女衣角案——10月,觉性和尚案
空间维度(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浙江、江苏——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
(二)“叫魂”盛行的原因
民众:1.单纯对妖术的恐惧。2.盛世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3.民众惧怕边缘化,从众心理的影响。4.妖术背后民众权力的补偿,产生一种自身拥有决定他人(诸如和尚、道士、乞丐)生死的权力。5.妖术的失实传播,谣言的扩大,谣言传播到成为所谓的真实。
官僚:1.不会轻易相信妖术,比普通百姓对妖术的恐惧要小很多。2.民众的压力,皇帝的威严,使得官僚阶层被迫处理。
君主:1.对谋反的担忧。2.对汉化的惧怕。3.利用“叫魂”案件,强化对官僚的控制。4.强化君权神授的权威性。
二、社会心理:谣言的传播
《韦伯斯特英文大字典》中对谣言的定义为:“一种缺乏真实根据, 或未经证实, 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这种流言疯狂地传播,从江浙一直流传到中原地区,牵动着乾隆皇帝。为何“叫魂”案件的疑犯被确定为和尚、乞丐、道士?为何这些谣言传播之快?为何全国一片哗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清朝的社会状况及游民的身份认同
在孔飞力教授的叙述中,百姓喜欢攻击那些流动的和尚和乞丐。乾隆盛世实际是一个镀金的时代。在王朝盛世的后期,经济发展到高峰,国内农业、商业繁荣,人口飞速增长,部分地区(例如孔飞力指出的徽州地区)耕地无法供应当地人吃饭。部分人为了生存,走出传统的乡镇聚落,基于和尚和乞丐的身份更容易乞讨到饭,因此相当数量的流民主动剃发成为和尚。虽然按照乾隆时代的规定,剃度成为和尚需要接受官方登记,然而由流民剃度成的和尚却因为短期增长数量惊人、居无定所,很难被官府登记在案。这些游民未得到当地人的认同,也很难加入其他地方的聚落。针对身份认同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国家更需要建构与国家主权相联系的“民主的意志共同体”,这是一种以政治自由为根基的公民身份认同,一种更加广泛的认同。历史上聚居地相近并在语言、传统上得到整合而来的“血缘共同体”,这种建立在地域关系基础上的认同模式极易嬗变为政治上的对外排斥机制。和尚和乞丐是游离于社会边缘被放逐的人群,如同吉普赛人一般,本地人会对于这些流民抱着怀疑乃至敌对的态度,尤其在“叫魂”这种流言背景下会显得格外明显。同时,和尚本来便是与超自然事物打交道的人,具有通鬼神的怪力——很多丧葬都是本地的和尚道士处理的,而外来和尚则可能在此现场捣乱,使用“妖法”干扰进程,亦或者遭到“污染”,沾上晦气,成为不吉的化身。这加剧了各地百姓对于流动和尚以及类似的道士的不信任和恐惧。
(二)百姓的封建迷信和官僚的治理能力
乾隆时代,全国上下整体思想滞后,信仰缺失,迷信本身是普通百姓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崇尚鬼神之说,相信魂魄的存在。尽管在法律层面,《大清律例》强调皇帝对于沟通天地的绝对支配权,但是对于民间这些和尚、道士是否拥有通鬼神的“法力”却保持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认为和尚和道士拥有“妖术”:惑乱人的心智,蛊惑民众(因为这牵扯到君权神授的统治根基,所以必须否定);但实际上承认皇帝以外的人(即和尚和道士),存在沟通天地鬼神的力量。官方不完全否定的态度让百姓相信这种官方以外的“叫魂”的存在。
从国家机构组织角度来说,群众的这种迷信心理还和封建时代治理能力有关。自秦朝建立科层制政府以来,由于中国广阔的统治面积以及密集的人口,造成统治规模大,统治效率低下。周雪光在其著作《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的“简约国家”形态下,“政不下县”的制度安排使得国家政权止于县级政府。由于县级政治单位治理人口过于庞大,县以下的民生民事大多由地方士绅和民间宗法组织(如家族、邻里)自行消化解决。这就造成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高层,对于最底层百姓的治理和控制能力有限,政府的观念无法完全转达给百姓,尽管杭州的巡抚衙门已经判定“叫魂”案是诬陷,但是流言却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流传。另外,清朝为避免地方势力叛乱,制订一系列的措施去遏制地方势力发展,以至于各个省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加上清朝没有现在的报纸之类的公共媒体以及快速的通讯网络,其他地方的信息无法及时传播到邻近省份。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叫魂”已经被判定为谣言的情况下,邻近省份这个流言却能迅速开花(尤其是早期在江浙地区流传时候)。
三、社会阶层:君主、官僚、百姓
一般学者认为,封建时代——从秦朝开始的中国政府是韦伯所谓的科层制政府,但是不完全符合韦伯对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下科层制政府的定义。韦伯理想的科层制政府是一个完全理性的政府,所有人按照一定的条例律令办事,无论是管理层对下级属员的约束(大多以正式规章制度实施),还是员工为了抵制上级管理人员任意干涉权力(诉诸于正式规章制度的保护)。中国的科层制政府不同于韦伯所说的,因为中国科层制政府多出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皇帝。从理论上来说,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威,整个国家的意志就是皇帝的意志。然而,他的权威来源并不是法理——或者说,虽然由法理确定,但是根本来源确是家产制(其权力从原始社会时代的氏族的“家长”进化而来),“家长”(皇帝)有着至高绝对权力,即皇帝有着干预官僚体制任何层次和过程的“专断权力”。另外,借助董仲舒等人的儒学建构,皇帝的权力又来源于天,他统治百姓是顺应上天的意愿。因此皇权又带有个人魅力色彩的卡里斯玛型权威,将皇帝神化。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到: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然而,孔飞力教授并没有将曼海姆的原义运用于他对中国的分析。
(一)皇权与相权之争
皇帝的自上而下独断显然违反了科层制政府以规章办事的原则,必然会爆发一系列冲突——例如相权和皇权之争。在孔飞力的书中,他提出“君主官僚制”的概念,这个制度是皇帝和科层制政府相互竞争的产物。在这个体制下,皇权与官僚权力双重权力并存治国,其中皇权或君权是最高权力;而官僚体制为皇权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
尽管是并存治国,但是君主官僚制下,官员们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这表现为:第一,官员的录用、拔擢、流动、罢免等生杀予夺大权最终握于君主之手;第二,各级官员在各地、各职位上所作所为来自皇帝的授权,其职能为代皇帝行使权力;第三,官僚体制衍生出一整套的规章制度,用以传递指令、下达任务、考核评定等等。但皇帝在各个环节都有着最终的决定权和任意干预的专断权力;最后,皇帝会派出专员来监督各个官员,直接贯彻皇帝的意志。但是皇帝不是可以随意贯彻他的意志的,一方面,皇帝的决策专断信息来源于官员,官员可以通过操纵信息和采用其他的“破坏”行动来“阻挠和歪曲”独裁者的意志。例如早期杭州衙门那样,不上报乾隆皇帝,虽然这冒着皇帝通过其他渠道知晓信息的风险。另一方面,接受儒家熏陶的官僚,会使用儒家的理论从道德上劝诫规范皇帝的行动。鉴于儒家思想是皇权的统治基础,皇帝必然会对于这类违反儒家的行为加以慎重。正是在君主与官僚互为依赖又互为钳制的矛盾中,君主专制体制产生了活力。
在君主官僚体制中,皇帝不仅担心科层制政府权力过大,同样担心自己被科层化。皇帝本来是高高在上,拥有专断权力,但是由于科层制政府按照规则办事,甚至可以脱离皇帝自行决策,譬如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却依然能够维持朝廷运作,这和深谙皇帝心思的内阁们分不开的。皇帝成为科层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不是操控者,逐渐丧失最高权力。因此,乾隆才会在“朱批”中时常大发雷霆来表示自己的权威,督促各级官员积极行动,甚至不听分辩,处理一些他认为不积极的官员。这就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的表现——尽管官员(甚至乾隆本人可能)都明白“叫魂”之荒谬,但是乾隆一定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给下级官员,通过这一系列的举动,表示出自己依然拥有独尊的皇权。
(二)满人统治者与汉人官僚的矛盾
满人进军中原以后,沿用汉人的科层制。然而,作为少数群体的满人既希望借助于汉人的体制统治,又想赋予满人优先的地位,这本身就是矛盾的。随着满人逐渐被同化,像乾隆这样的满人统治者越发感受到保持满人独特性的困难,也更加担心某些汉人借此机会反抗满清统治。当“叫魂”案中出现“剪辫”类似反清复明的符号意义时,乾隆神经便高度敏感起来,并且对于地方官员不断进行督促,甚至动用皇权威胁。而官员也在皇权威压下草草应付了事,以至于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毕竟这件事从头开始就是子虚乌有!官员这种行为与其说是贯彻皇帝的意思,毋宁说是一种对于皇权的反制。皇帝和科层制政府之间的矛盾展现的淋漓尽致。
(三)闹剧的推动者与受害者:百姓
“叫魂”案件的产生是社会矛盾和制度矛盾激化的产物。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带来人口激增加剧内卷化,产生大量流动人口,同时加剧地方和流动人口、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不信任与矛盾;制度上皇帝和科层制政府之间权力斗争导致了对“叫魂者”的搜查遍布全国、加大了混乱程度。
这场闹剧的推动者是过着社区生活的平民百姓,想通过从事叫魂活动来诅咒和威胁他人;这场闹剧的最终受害者同样是那些无辜受到迫害的百姓:无故被人迷晕剪去发辫、衣襟,受到灵魂被人控制的威胁。当时的百姓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如同西方学者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描述的流氓一般——迷信于此类妖术谣言而陷入一种群体性无意识状态中,最终发展成一种群体性疯狂,而且这种疯狂在正常路径中难以得到有效规制。乌合之众下的群体非理性中,他们表现的最为疯狂。孔飞力教授描述很多此类案件,例如姜姓男子无意触碰一老妇人,老妇人突然“昏迷”,结果缺乏科学常识的当地百姓联想到“叫魂”,把姜姓男子活活打死。多起案件不断演变,百姓对“叫魂”事件深信不疑,引起全国上下骚动。起初,百姓只是对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陌生人或是社会边缘人排斥,但随着“叫魂”事件的逐渐演变,他们变成了惩治“妖术”的“猎人”,利用合法暴力机构打击异己。百姓在这次闹剧中,无论是推动者,还是受害者,他们注定是悲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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