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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菊与刀》探究日本人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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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2 15:22: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1】5这是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的结论。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此为书名来寓示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该书自出版以来影响甚广,至今仍是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著作。

一、《菊与刀》的由来
1944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日本和德国失败已成定局,美国需要制定战后对日、德的政策。德国与美国同属于西方文化传统国家,制定对德政策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日本则是东方国家,美国对它十分陌生。了解日本成为当务之急。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日本会不会投降?需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如果日本投降,美国是采取军事占领、直接管制还是保留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及要不要保留天皇?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美国政府组织了各方面的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即是其中之一。由于美日是交战国,本尼迪克特无法到日本进行实地调查。但是,凭借她敏锐的洞察力,通过对日侨、日军战俘的访谈以及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深入分析,本尼迪克特描绘了日本人思维与感情的习惯模式,勾勒出了日本文化的全貌。她提交的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会投降,美国不能对日本进行直接管制,要保存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要保留天皇。【1】12
局势的发展以及美国政府的决策与本尼迪克特的意见相一致。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报告整理出版,两年后日译本的出版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

二、等级与秩序:治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日本人对他们所信赖的等级制度的表达。若干个世纪以来,不平等是被日本人最广泛接受的有组织的生活准则【2】,“承认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在他们的日常交往、家庭生活、政治及国际关系的看法等各方面都深深带有等级制的烙印。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西化,但是它仍然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日常交往接触,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日语里有许多敬语,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汇,在使用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而且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要懂得鞠躬的程度———从简单的动肩、点头直到最高的跪拜礼,因为对一个人十分得体的鞠躬,放到另一个人身上也许就变成了无礼的举止。所以,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会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 
  等级地位还取决于性别。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远低于丈夫,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身后,即使穿上西服,和丈夫并肩而行,进门时能走在丈夫前面,可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后面。一些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生活中能够操纵丈夫,但是在表面上仍须遵守等级关系。家中的女孩得不到与兄弟一样的关怀和受教育的机会,在为数不多的几所女性高等学校里,教授的重点也是礼仪和举止规范。
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深刻显示出其等级制的传统【1】28。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从有文字历史开始,等级制就一直是日本人生活中的准则。虽然,正是从那时起,日本坚持不懈地从中国大规模输入文化,但是,中国非等级制的社会组织,科举制度却被日本排斥在外,或者说,日本只不过借用输入的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其等级制生活。17世纪到19世纪的德川时代,等级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对每个世袭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包括衣着、食物以及房屋都有详尽的规定,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阶层地位和身份的标志。在皇室和贵族之下,有四个世袭等级,依次是武士、农、工、商,之下还有贱民。   

三、恩、报恩、情义、名誉、人情
日本人把自己看作是欠恩者,欠祖先的恩,也欠同时代人的恩。领受的最大的恩情当然莫过于“皇恩”。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都是蒙受天皇的恩典。二战中,以天皇的名义发给前线部队的每一枝香烟,以及出征前士兵所领受的每一口酒都是一种“皇恩”。
每个人都欠父母之恩。父母之恩就是对自己的养育、照料,因此,悉心照料自己的孩子就是不忘父母之恩的表现。对于曾经帮助自己成长的老师也欠有特殊的恩情,如果将来老师有困难,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是对老师的子女给予特别的关照。受一个人的恩,这是一件大事,时间愈久,恩情愈重,所谓“难以报恩于万一”。
尽管日本人把自己看成是欠恩者,他们却又极不愿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对于日本人来说,最讨厌的事是突然领受生疏者之恩。日本人常常不理睬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除了警察外任何人随便插手会使对方背上恩情,而插手者会被怀疑是否想从中捞到好处。对于涉及“恩情”之事,日本人十分慎重。哪怕是一枝烟,如果与递烟的人过去没有交往,也会令人感到不舒服。在表示感谢时,日本人常用“真过意不去”、“这怎么得了”以及“诚惶诚恐”这类话来表达受恩时的不安。
“恩”是债务,一经接受则永久存在;“报恩”是积极的、刻不容缓的偿还,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日本人把恩分为不同类型,一种是在数量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且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无限的恩即是“义务”,义务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之恩——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之恩——忠。忠、孝引自中国,但在中国,忠孝不是无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仁。统治者施仁政即能获取民众的忠,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仁”是忠的先决条件【4】。

“情义”(或称义理)是第二种类型的“恩”,即应当在相应的时间内如数偿还的恩情债。情义又可分为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情义”,即“报答情义”,包括对姻亲的义务,对伯父母、表兄弟姐妹、甥侄等较近亲属的义务,对主君的义务以及对地位平等但于自己有恩的其他人的义务。对伯父母等亲属的义务不在孝道之列,日本人认为帮助这类亲属不是因为欠他们的恩,而是为了报答共同祖先的恩情。情义是必须报答的,一个不能报答情义的人被视为人格破产。情义的另一个特点是等量回报,情义和前文提到的“义务”(无限的恩)完全不同,“义务”永无止境,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报答,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日本人在相互馈赠礼物时十分讲究价值相等,接受价值更高的回礼是不名誉的事情。报答情义也是如此。报答情义还有相应的时间限制,如果逾期回报,就须增加“利息”。
另一类情义是对名分的情义,即让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这类义务不是报恩,而是维护自己名誉的行为。日本人认为,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屈辱都要认真回报,为洗刷污名而采取的报复不算侵犯。当然,复仇仅只是方式之一,对名分的情义还包括坚忍和自我克制的德行。日本人对专业上名分的情义要求十分严格,其准则就是不承认自己在专业上的失败和无知。例如教师名分的情义就是不允许说不知道,实业家的名分的情义就是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资产已经枯竭,外交家不能承认自己制定的外交方针的失败。日本人对失败、无能带来的名誉问题极为敏感,在与人竞争失败时尤为突出。因而,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例如小学里没有留级的制度,小学生成绩表上只记载操行品质,而没有学业成绩。此外,他们还制定种种礼节以求将事态缓和。例如,媒人在安排男女会面相亲时,要尽量想办法使会面成为一种偶然的相遇,以免万一谈不妥而损害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虽然日本人强调有义务在受辱时必须洗刷污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义务使他们在处理事情时尽量限制挑起侮辱的事端,尽可能地避免受辱。
在日本人的古代传统中,一旦受辱则必须报仇,而在现代,他们常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自己,其极端的方式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的好评。当然,自杀只是极端形式,自我攻击有时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厌倦情绪。战败后,消沉成为日本人最普遍的情绪。而与此同时,日本人对战胜国又非常友好,他们对美国人鞠躬致意,甚至招手欢呼。因为名誉是日本人持久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定。情义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后,他们从前者转向后者,心理上不存在任何压力。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日本人既要求回报情义和自我约束,又对感官享乐宽容。他们认为肉体享乐是件好事,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却强调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侵入人生的大事。这种道德准则使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并品尝了个中趣味之后,又不得不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喜爱洗澡、睡眠,讲究吃饭、允许酗酒都是日本人追求的“人情”。浪漫的恋爱也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日本人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划得泾渭分明,且两个范围都公开、坦率。上流阶层的男子在外公开养情妇,多数男子则不时与艺妓或妓女玩乐,妻子为出去玩乐的丈夫梳洗打扮,甚至按照妓院送来的账单付款。
日本人的“人情”观表明在日本人眼里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并不是相对立的,进而,世界也并非善与恶的战场【1】146。

四、耻感文化
忠、孝、仁、人情等德行表达了日本人的人生观,日本人认为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以及其它许多世界组成的,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特殊的准则。在批评人时,他们不会用一个笼统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在哪个领域违反准则,如“不懂孝”、“不懂情义”等。近代以来,日本人对道德准则被明显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和范畴不满意,致力于把“忠”变为最高道德。他们也试图用“诚”来作为统治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5】。“诚”的基本含义是指热诚遵守日本道德律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人生道路。但是“诚”没有成为独立的道德,它更像一个指数,只是把任何一条道德提到更高的程度。不管怎样改进,日本的道德体系仍然处于多层次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基准。
无论在哪种语言里,人们用来表达失去或获得自尊的词句颇能反映出他们的人生观。日本人“自重”的含义是谨慎、小心。谨慎与自重等同,反映出日本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论,较少考虑行为的内省,所谓“如果没有社会,就用不着自重”。因此,与其说日本人重视罪,毋宁说他们更重视耻。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在耻感文化里,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用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欧、美的罪感文化是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动的评价,只需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便能有针对性地调整行动。


五、结语
综上,通过对《菊与刀》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行己有耻”的矛盾性。再读该著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日本民族和日本人,理解日本长期以来对待历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其一,对那场曾给中国及亚洲其它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日本政府既不承认是侵略,也不作出郑重的道歉,从《菊与刀》中我们是不是能找到部分原因?其二,人类学家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入手来了解文化,这种独特的视角对于我们了解自己与他人的文化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其三,跨文化的比较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人的文化,而且能使我们反观自身。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满鑫宇.罪与耻之间的国度——从《菊与刀》重新解析日本的文化类型[J].民营科技,2010,(2).
[3]王晓莉.浅析《菊与刀》—兼谈国民性研究[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04).
[4]项玉,朱延惠.从另一种角度看《菊与刀》[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8).
[5]高凌鹏.《菊与刀》—研究大和民族的经典之作[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2(01).
[6]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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