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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红霞五月第一次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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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2 15:13: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读书笔记
这本书主要的论点是传统乡村的农民有自己的生存伦理,所有的社会安排和经济安排是从生存伦理的考虑出发的,这些也构成了传统农民的有关社会公正的道德价值观念。书中的主要论据来自于作者对30年代大萧条时期习惯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几次大规模农民反叛的持久研究,运用人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将这些农民的活生生的日常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   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
斯科特在书中首页引用托尼这样一句话“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农民家庭追求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以规避在生存、身份和家庭内聚力等方面的质的退化。生存安全对于农民而言是第一原则,而不是经济收益最大化。这种对风险的回避能够以牺牲较高的平均收益为代价,这也是部分农民不愿采用新技术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原因,大部分农民对于商业冒险采取规避的态度。相反,农民的革新行为常常来自于无法保持旧有生存方式的孤注一掷。将“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置于分析农民的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些许多看似稀奇古怪的逻辑与行为。
围绕这一生存伦理,乡村社会有一系列自己的制度安排,首先是农民的种植选择,他们更加倾向于选择种植粮食作物而不是经济作物,是为了避免遭到市场波动的冲击从而影响生计;同时他们也倾向于沿用原有的种植技术,为的是避免改进技术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和需要的较大投资;另外他们还会从事一些副业以补贴农业生产的不足;在乡村中农民还会有一些非正式社会保障,农民自己结成一些互助组织,利用共有田地进行生产和再分配;农民通常期待财富拥有者承担村庄庆典等活动开支,满足村民一定福利需求;如果是租佃制度,则地主和佃户之间会形成一种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关系等等。
二、   作为一个难题的剥削
在这本书中,斯科特认为靠抽象概念推导出来的剥削概念是剥离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主观感情,行动者都有其自己的价值标准,对事物的认知和观点往往是与理论上不一致的,因此要从实际行动者的价值标准出发来对“剥削”进行分析,必须考虑社会成员对于交换的期望以及其中的价值共识。也就是说,农民对于“剥削”的认识是一种经验性的感知而不是与实践脱节的理论,大众对于“公平”有一种模糊准则,准则形成于农民的社会文化中,它提供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对于他人行为的期待、对于过去如何实现类似目标的看法,当农民感到偏离了这些准则就意味着他们感到了“剥削”。因此“剥削”感受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税收制度从未变化,但由于农民遭遇灾年,原本合理的税收制度也会成为剥削。但是斯科特也是陷入了一个困境,从实际行动者的价值标准出发并不容易,他本人是无法体验和把握实际行动者的价值标准的,只能尽量去考虑尽可能多的情况。
在通常情况下,农民为地主提供农产品,地主能给佃户提供可以满足生活需求的交换物;农民纳税,政府征税不损害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同时地主和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农民提供给一些保障,反叛是少有发生的,在这种说法上,这种所谓的“剥削”是受到双方的默许的,虽然存在“剥削”,但这种“剥削”是适可而止的,不会欺人太甚,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道义规范。有人说,农民是逆来顺受的。这句话在一定前提下是对的,但是必须保持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没有感觉被剥削太多的社会公正的存在。道义的义务,不仅是对地主和政府的要求,还有是对财富拥有者的要求。一种互惠的社会网络组织,在农村中的存在和维持,也是对农民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保险模式。因为农民往往关注的不是被索取了多少,而是还剩下多少,同时一旦发生反叛,可能农民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无法达到,结果反而是得不偿失,反叛往往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这往往是农民最不愿意面对的。
三、   反叛的边界
作者在书中考察了除剥削之外的一些能够促进或是阻碍农民反叛的社会条件,因为剥削直接催生反叛或革命的可能性非常小,农民的生存伦理决定了在剥削尚未触及其生存底线时任何反叛或革命都是得不偿失的错误做法,剥削是被农民普遍认可的行为,不限于政府,地主的盘剥也是如此,作为代价农民能够在荒年或者其他困难的时候,算是一种互惠与交换的平衡。首先是可能促进反叛的条件,作者提出,使得农民不得不反叛的压力往往出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产量与农民收入不断下降,二是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和不断增长的风险。自然产量的波动、世界市场的波动、单一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农民收入易变性的重要来源。虽然具有强烈公有传统、没有尖锐内部阶级差别的农民群体受到经济冲击的行为方式更为一致,并且有更大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但是这些地区受到市场混乱的伤害不如商业力量发达的地区,也能通过再分配缓和社会矛盾,所以很难说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反叛有必然的联系。其次,作者考察了可能阻碍农民反叛的社会条件。作者提出,在发生生存危机时,反叛并非农民的第一选择,而是积极寻找其他出路。地方自助形式、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政府资助的保护与援助、以及宗教的或反对派组织的保护与援助,往往都能在短期内提供缓和社会矛盾的途径,但从长期来看都并非能够彻底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这四种方式每一种都会对地方的政治形态产生独特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农民反叛的潜力。最后,作者考察并总结了农民不反叛的原因,质疑了之前学者提出的“宗教神秘化意识形态要求农民服从,从而遏制农民反叛”的观点,认为农民不反叛可能是出于对镇压的恐惧而不是出于自愿。
四、    结语
作者在文中最后一段总结道:“在精英们创造的社会制度之下,遭受挫折或威胁的农民群体,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可以培育自己顽强的与精英创造的社会秩序不同的道德观念。这一象征性的文化庇护,不单单是农民苦难生活中的一种安慰剂,也不单单是一种逃避。它代表了萌生中的另一个道德世界——一种持有异议的亚文化,一种基于生存经验真实的公正道德,它帮助其成员团结起来,结成社会团体和价值共同体。在这意义上,它是开端,也是结果。”就像大多数人经常说的,农民是保守的,不善于冒险,喜欢稳定和保险,但是从农民的生存境况来看,农业生产的并不是没有风险,风险有时候还是致命的,无论什么身份和职业都是有其中的秘密与辛酸,生活就是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不断博弈的一个过程,而对于农民来说,最符合市场经济价值的未必是最适合的。
参考文献: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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