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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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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31 16:25: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月读了涂尔干《自杀论》、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沈原《老旧街区的社区建设》、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这一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与礼物的流动都是以东北下岬村为例,之所以以下岬村为实地调研对象,是因为作者在青年时期便在下岬做插队青年,有长期的生活经历,熟悉当地的生产生活、人情往来以及与村民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私人感情。这种种现实都便于作者在田野调查获取材料,并且很自然的能够为访谈对象所接受。这本书与以往有关农村家庭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研究农村的学者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集体、家庭,本书作者则有所不同,他将注意力集中在集体、家庭中的每个个体上,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研究注重的都是家庭结构与家庭制度,却很少涉及个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家庭制度发生巨变的同时,每一个个人的私生活也同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作者考察了当地政治经济体制,着重于村领导的作用以及国家政策在地方上的体现;第二章考察的是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第三章具体研究了这一过程转变的各种细节;第四章论述了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夫妻关系开始取代传统的父子关系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并且考察了夫妻关系的三个方面:爱情、分工与决策、性别角色重新界定;第五章讲述了私人生活与家居环境的变化;第六章考察了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及其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第七章考察了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以及父母对晚年境况的重重忧虑;最后一章讨论的内容是传统孝道被动摇是新的生育文化出现的根源之一;最后讨论部分对以上主题进行了回顾,并在学理层面上进行了升华。
在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方面,国家在1951-1952年间,新婚姻法就正式颁布实施了,但是公众领域发生的变化往往不会立即反映到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具有封闭性与排外性,因此也就具有抵御外来影响的能力。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当国家试图改造中国社会时,下岬村私人领域的具体实践行为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到了1963-1983年集体化时期,作者是以“浪漫爱情”来形容这一阶段的。青年男女在集体化下一起工作,在这种氛围下,彼此交往交谈的时间增多了。并且到60年代后期,年轻一代在婚姻择偶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父母在没有儿女同意的情况下一般没法逼迫他们嫁娶,因此在这期间,多数青年男女对自己的婚姻选择都很满意。在1984年至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婚姻在农村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青年男女之间形成的爱情在找对象与结婚中成为重要因素,并且婚前性行为逐渐被社会所接受,这相较于过去,无疑是革命性的变化。
在爱情的语言和姿态方面,不管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相同的是他们都注重“般配”,不同的是般配在不同的时期所具有的含义并不相同。在老一辈眼中,般配主要是指双方的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如今却更多着重于性格以及其他个人的特点,当村里的年轻人解释什么是般配时,他们认为有两个标准,一是“对脾气”,二是“有话说”。在老一辈恋爱时表达感情的方式要比当今的青年“隐讳曲折”,在老一辈那个时代,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是爱情的信号,不过这些表达爱的信号只有那些身在其中的人才能品味。现如今这种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来那种象征性的以及和工作相关的拐弯抹角方式转变为更加直接表达爱慕之情的新方式,正像现在男女青年常常说的,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并且西方对中国农村生活的研究都认为,爱情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不重要的,因为过去学者普遍假定,中国农民没有能力表达他们的情感,所以对于感情生活没有兴趣,认为“感情”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只是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其实是西方将感情表达方式定义的太狭隘了,基于西方社会里感情必须通过口头来直接表达。
在择偶对象方面,五十年代好婚姻的标准是首先亲家是不是好亲戚,其次是其本人,至于年轻人自己的意见则无关紧要,不在考虑的范畴之内;六七十年代,集体化时期,理想对象的标准是“人老实,脾气好、干活勤快、听老人和领导的话”,并且无论男女,都讲究身强体壮,挣公分;改革后,“老实人”逐渐不吃香了,因为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老实人容易吃亏,对家庭不利。以前老实人受欢迎,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封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老实”代表和意味着信任与可靠,会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降到最低。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每一个人每天都要与陌生人打交道,“老实”的性格就会常常被人骗,容易吃亏,对家庭不利。正如鲁迅先生所写: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老实”是无用的代名词。九十年代另一个择偶标准的变化是,无论男女都显示出物质主义倾向。比如对女性而言,男方要来自富裕家庭、能力要强(传统的身强体壮和种田能力不再是首选,而是非农业特别是技术赚钱的);而对男性来说,女方要身材好、外貌美、高胸脯、会穿衣打扮,传统的会干农活不在重要了。
在私人空间和隐私权方面。土改前住宅类型主要是地主—大院套、贫困村民—马架子、自耕农—土坯草房屋;室内的空间安排比如以卧室为例,分为南北炕,一家人睡在一个炕头上,并且床铺的安排按照家庭地位的次序来铺展,地位最高的靠近厨房,最为暖和。房屋外没有围墙,邻里之间相互串门十分方便。这种公共化的私人生活对夫妻关系有着不利影响,双方之间没有太多机会卿卿我我,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留给个人的私人空间十分有限。到了八十年代,下岬农村迎来了装修热,在住宅修建方面的创新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村干部或熟悉城市生活的富裕村民,他们率先在住房空间和住房结构上改建自己的住宅,改建后的房屋在住房面积、室内空间、院落安排和房间布局等方面都与传统住宅有所相同。改建后,客厅和卧室分开了,再加上近年来出现的高墙大门,使得村民们可以将家庭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与外界的公共生活分隔,创造出一个相对封闭的私人空间。独立的卧室对于夫妻隐私和夫妻关系的影响最为明显,新式住宅提供的私人空间也受到家庭中多数其他成员的欢迎,空间关系格局变化是妇女和青少年获得了更多的私人空间与空间使用权力,这与老年人的丧失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老人赡养方面。代际冲突越来越频繁,年轻人批评父母封建狭隘,父母指责年轻人(主要是媳妇)不听话,不尊重老人。两代人在什么是孝顺老人的问题上看法有很大的区别,并且农村公共舆论在老人赡养和孝道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在五十年代,舆论倾向于父母,不论其对错与否;集体化时期,年轻一代发挥作用日益凸显,情况逐渐有了变化;到了非集体化时期,公共舆论在赡养老人问题上日渐沉默。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干预别人的私生活是不合适的;二是道德评判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市场经济下,能挣钱就是能人,人们很少愿意因为那些私人小事得罪这些“能人”;三是父母与儿女的相互影响,赡养老人的标准正在变化。在传统中国,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庭私有财产这一系列因素在支持孝道推行。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这些机制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市场经济中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最终埋葬了孝道。根据市场经济中流行的新道德观,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平衡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有对等的给予。上述传统的养老机制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直受到批评,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养老危机。
总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村民自主性得到了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情感世界的丰富。在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自我中心观念,这种极端形式的自我中心观念具有不全面性和不平衡性。不全面性表现在绝大部分变化都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不平衡性表现在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并没有带动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公众社会的负责,这种个人权利的发展是畸形的,只强调权利而不履行义务。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作者认为必须仔细进一步分析国家的作用,因为这种自我中心无功德的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所推行的家庭革命的产物。比如国家剥夺了家庭许多的社会功能;新婚姻法和其他家庭改造政策是导致私人生活转型的另一重要因素;国家将家庭从亲属关系的结构中分离,之后再将家庭带入现代社会体制。并且在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而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非集体化后农村出现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真空,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经济支持后却依然不相信社会自组织,使得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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