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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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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5 22:02: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现代化如何造成政治动乱?
——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感
摘要:二战后,亚非拉一大批国家纷纷摆脱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独立,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大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大多数国家不仅没有摆脱贫苦和落后,反而陷入了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因此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成了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亨廷顿在本书中说阐述了政治发展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认为主要是由于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加深,经济在发展、集团不断分化、利益之间的冲突、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都超过了政治制度化能力,使政治体制难以承受,从而带来了政治动乱。面对这种政治动乱,亨廷顿认为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应对之策就是建立起强大的政府,即能够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
关键词:现代化、政治发展、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①]这是亨廷顿在本书提出的一个创造性观点,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他看来,在现代化向前发展的同时,经济在不断发展,集团之间逐渐分化,利益冲突加深,人们对现存社会的“渴望与指望”间的差距拉大,从而导致对现存社会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渴望一种政治参与的渠道,而这时国家如果没有提供这样一种合法的制度性参与的渠道,就会产生政治动乱,带来政治衰朽。
一、政治制度化的衡量标准
在亨廷顿看来,政治制度化程度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政府具有强有力政治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公共利益,“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②]亨廷顿认为,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等于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要想获得高水平的政治发展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形成新的结社的能力,也即组建政治共同体的能力,“在一个缺乏政治共同体感的政治落后的社会里,每个领袖,每个个人,每个集团皆在追逐或被看作是在追逐自己眼前的物质目标,而置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于不顾。”[③]由此可见建立政治共同体、实现政治制度化之必要性。然而,如何实现政治制度化,政治制度化有何标准?亨廷顿以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以及内部协调性四条作为政治制度之衡量标准。
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则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首先,制度化的程度依赖于政治组织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表现在组织的存在时间、领导人的更换次数以及组织职能的适应性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与组织适应性的关系呈正相关。其次,是组织的复杂性,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水平则越高。衡量一个组织复杂性程度怎样,是看其是否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并且这些下属组织是否各具高度专门化的水平。在此,亨廷顿认为政治组织的稳定性首先来自于其复杂性,从古希腊时期的波利比乌斯以及西塞罗的混合政体中可初见端倪。再次,制度化的程度与组织的自主性相关。这里所说的自主性是指“有别于其他机构和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组织自主性越高,则其制度化水平越高。最后,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与组织的内部协调性密切相关,这种内聚协调性可看作组织的一种内聚力或者协调性,组织内聚力越高,则制度化水平越高。
当组织的外部环境生变化,但若组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以及内部协调性没有随着组织的外部环境发生相应的改变,我们可说该组织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反之,则高。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组织的外部环境从方方面面已经发生了改变,并且这儿写改变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之一是公众政治参与诉求的不点上升,这在客观上要求一个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政治制度来吸纳适应这些变化,以应对公众不断上升的政治参与的诉求。
二、现代化带来的新境况
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性孕育稳定,现代化过程滋生动乱实际上所想表达的是,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只在与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努力,用他的表述则是“在一国内部,暴力冲突和极端主义的中心集中在现代化之中的地区,而非那些保持传统方式的地区”[④]为何现代化过程容易滋生动乱?亨廷顿从经济、教育、人们价值观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等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
(一)  现代化与政治意识
     随着现代化水平的不断加深,教育现代化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教育的迅速普及可以说对政治稳定有着明显的冲击。教育的普及意味着以往被排除在教育圈之外的人们获得了新知识、新观念的洗礼,为他们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随着教育的普及,人们陈旧观念的退化,愚昧无知的消退,他们开始利用这些知识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政治意识随之产生。“的确,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⑤] 比如,部落意识、集体意识的产生,这些政治意识的产生无疑有助于共同组织的成长,维护了组织内部成员的利益。但同时也会带来集团偏见与冲突,并且这种气团偏见与冲突进一步发展会演变为一种暴力冲突。
(二)  现代化与经济发展
亨廷顿在描述经济发展与稳定与动乱之间的关系时,并没有笼统地将经济发展与稳定或者动乱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而是分情况加以讨论。他认为,如果经济发展与动乱之间如果真的存在某种联系的话,那这种联系应该是复杂的。他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将国家分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中高三种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或国家,只要经济有所发展,那动乱肯定会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国家或地区,他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联系。而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出现政治动乱的可能性越小。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二战后的新兴独立国家在面对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时,反而会出现政治动乱。但值得考虑的是,为什么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或者国家,一旦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上涨的时候,就会出现政治动乱呢?这在亨廷顿“不平等”这个词中有很好的体现。在贫国,也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财富、收入分配方式比发达国家更不平均,而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人们被动员起来,逐渐意识到这种不平均的存在,由此恼怒了民众,在社会中逐渐培育了这样的一种造反因素。就像亨廷顿自己在书中所论述的那样,“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社会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⑥]
(三)  现代化与腐化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腐化也随之增加。现代化为何会带来腐化?首先,现代化会带来实际上的腐化行为。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这为政治制度中的人们带来了新的财富以及权力源泉,进而以“财富换取权力”这样的买官腐化行为进一步增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政府权威的扩大,政府一旦权威得到扩大便会进一步加大政治体制的输出变革,而这种政治体制的输出变革可能会通过法律来使其他集团不利以增加自身的利益,从而导致腐化。除了这种现代化带来的实际的腐化行为,现代化还会使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转变,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会使人们视某些传统行为为腐化,而实际上这种行为可能并没有发生改变。从而增加社会上或者是政治体制中的腐化事件。而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腐化,都对政治体制的自主性提出了挑战:或者以私立目标取代公益目标,或者以法律技术价值代替政治价值。
(四)  现代化与民众参与期望
亨廷顿将这种参与期望的差值叫做“渴望与指望之间的差距”,所谓渴望与指望之间的差距在我看来就是想要的与实际得到的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既有经济上的,比如虽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在不断进步,但是人均真实收入却可能比以前低了,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所期望得到的收入却比以前高,从而造成公众期望值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当然这种差距也有政治上的,比如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民众参与政治的期望值在不断提升,然而由于政治制度的制度化依旧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从而造成人们参与期望值与实际参与水平间的差距。
三、政治制度化水平不能适应现代化带来的新境况导致政治混乱
亨廷顿用了三个公式来进行阐述,我们也能通过这三个公式很好地理解现代化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国家在现代化的同时却伴随着政治衰朽。
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废(社会不满)
2、社会颓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合法渠道表达)=政治动乱
虽然现代化可能伴随着政治动乱,但对于那些新兴国家来说,现代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怎样来应对这种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动乱和政治衰朽呢?亨廷顿认为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而所谓强大的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进而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分析,把它们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和革命政体,并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的情形逐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为人们思考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参考文献:
[1]亨廷顿,王冠华、刘为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2]亨廷顿,王冠华、刘为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3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3]亨廷顿,王冠华、刘为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8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4]亨廷顿,王冠华、刘为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2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5]亨廷顿,王冠华、刘为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5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6]亨廷顿,王冠华、刘为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4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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