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读书笔记

鲁璐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弗里曼

本书是由美国三位学者Edward Friedman（弗里曼）、Paul G Pickowicz（毕克伟）及Mark Selden（赛尔登）在对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历时十年，期间与数百名官员和百姓进行了谈话与讨论，从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对该村庄的考察非常细致而仔细，为我们了解上世纪30年代以来华北乡村社会的社会变迁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指导。本书阐述了四大方面的问题：党-国家体系的动力、文化连续性、新民族主义、由20世纪初混乱和战争及后来又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所强化的几代人的困境和冲突。

在传统的华北农村地带，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农业和出售农副产品，但随着人地矛盾日益严重，特殊的生态环境又总是导致旱涝灾害严重，所以“出售农副产品是生死攸关之事”，所得收入除交付地租、缴纳税收外剩余的即贴补家用，包括婚丧嫁娶、购买工具以及参加传统仪式等活动。而集市网络的形成对出售农副产品来讲至关重要，农民可以在不同时间的不同集市上出售产品以获得收入。乡村精英是农村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通过对教育和传统仪式的维护和发扬，使乡村中的传统文化稳固而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结合剂。此外，县内还筹建了义仓用于救助穷人，国家也会在村民遭遇天灾时进行救济。总之，乡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到清末，战乱频繁，国力衰落。一方面为了支持膨胀的国家开支而进行了增税；另一方面，在外来经济的刺激下华北农村内部的小集市衰落；而又恰逢旱灾，农业收入急剧减少，在支撑农民生存的收入来源都遭到重击的情况下，农民的生存保障严重削弱。因而饶阳的文化生活也一蹶不振，拜祭仪式、文庙活动等都不再举行，曾经稳定的乡村社会体系逐渐开始瓦解。

30年代初，日军开始侵占华北地区，“在日军没有直接占领的地区，爱国者予以收复并建立解放区。”饶阳就是其中一个。共产党通过联络该地的学校教师及其他受过教育的精英使其加入党，同时在这些农村知识分子的组织下饶阳党组织迅速壮大，并成立了饶阳县的抗日政府。为了取得该地区群众的广泛支持以抗日，共产党开始着眼于对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推行渐进的税制改革。按照合理负担税，根据土地的肥力、灌溉条件和估产将土地进行分等，把正常年份中可生产一旦粗粮的一亩地规定为一标准亩，每标准亩定为一个“富力”。首先每人除去1.5个富力免征点，无论土地多少，5口之间可以享受1125斤免税粮。因而最穷的人其实不用交税。这项改革措施“对穷人有利，又不侵犯广大中间阶层自耕农的利益”，而富人为了避免过重的税收卖掉了自己的部分土地，这场改革调整了乡村土地的所有情况，缓和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保持了抗日阵线内部的团结。正如作者所言“税制改革在没有引起新的破裂的情况下，修复了乡村中很多似乎遭到破坏的裂痕。”以及后来的减租减息政策、为互助组提供财政支持等等措施都为乡村社会的经济活跃提供了支持，并未乡村社会的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党在饶阳地区建立了多个抗日游击小分队，领导了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斗争，而饶阳本身也称为八路军的避难所和老家。这样一来，乡村经济在党政策的指引下开始好转，农民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加上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党与饶阳地区建立了深层的联系，乡村社会本身也重新开始整合。这些成绩使共产党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了稳固的合法性基础。但实际上，正如作者指出的，“它正在产生一种组织结构，一种由当凌驾于经济和政治之上的军队和政权机构。”

1943年，饶阳地区遭遇旱灾，出现了以“生产度荒”为目标的打绳副业组，互助组由几户村民在积极分子耿秀峰的领导下成立起来，强调私有制和自愿参加。该组很快引起来根据地党员的注意并对其提供了财政支持，就这样，互助组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合作项目由打绳拓展到纺线、织布、花生油坊、木厂等领域，并成功帮助这几户人家度过了饥荒年代。同时，小组吸收了一名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领导人--耿长锁，在耿长锁的带领下，互助组将土地也投入进合作项目中，具有临时结伙性质的互助组逐渐向长久固定的合作社转变。此时的合作社规模较小，分配制度合理，决策民主，主要依靠副业收入，和市场的关联性很强，因此取得了成功。1944年，根据地工作队的到来使合作社的发展发生了改变，首先工作队要求合作社改变了其经营模式，将收入按劳力进行分配并建立公共福利制度。随后于1946年实行彻底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依据个人财产而将合作社中富裕起来的农民定为“富农”。从1951年开始，为了适应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迫切要求，合作社的规模应国家要求越做越大，众多农民被迫入社，大规模的合作社面临着管理模式、分配制度、财政短缺等诸多问题，难以实现它向人们允诺的那种“繁荣”。社员们种什么、什么时候种、种在哪里以及如何种等都受到国家的干预，而所有的收成都必须上缴给国家，由国家进行统一调配。同时，国家禁止私人贸易，这种政策导致乡村社会出现资源紧张的情况。一个“由国家到合作社再到农民个人的新的等级网络。”逐渐形成了，越靠近网络核心——国家，就越能有机会获得更多国家调配的资源，这导致了地方之间不正当竞争现象的出现，浮夸风四起，任何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的人都会被划为坏分子，于是，绝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沉默。而这一切均以农民生活的持续恶化为代价。

本书为我们思考国家与乡村、农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这场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之中，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面对强大的国家意志，即使可以与国家进行“商讨”，但仍旧对自身造成了损害。当时对乡村社会的“牺牲”可能是进行工业化的必要之举，但其付出的代价直到现在仍然在进行弥补，如今在乡村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吸取之间的经验与教训，把握住乡村社会的特点，把握农民传统的生活习惯，着眼于农民实际的生活需要等等，使乡村社会实现真正的振兴。其次，以叙事为主线的写作风格使得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作者并没有统篇讨论理论，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叙述，读起来丝毫不觉乏味。最重要的是作者深入而扎实的长期调研为本书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素材，作者在五公村作出了扎扎实实的实地考察工作，十几年的调查中前后19次进入村庄，收集了非常全面的信息，这种研究态度和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