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读书笔记

19政理罗颖

《国家与社会革命》读书笔记

本书的作者西达·斯考切波是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兼政治学家，“国家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考切波早期以“比较历史方法”研究革命，并提出“国家自主性”理论。（米格代尔“国家在社会中”的理论模型就是对这种理论的一种更新）

《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斯考切波使用“比较历史研究法”，以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以及1911年到1949年的中国革命为正面例子，以英国光荣革命、日本明治维新等为反例，进行对比分析，试图回答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国家会爆发大规模社会革命这样一个中心问题。

首先，作者在第一个部分回答了什么是革命以及革命应该怎么样来研究的问题。常人来看，革命就是民众起来推翻当权者的斗争。但是，在斯考切波看来，这种对革命的看法不够精确，没有把革命和造反、起义、叛变区分开来。她认为，革命最独特的特征，是它能够造成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这一点，造反或者起义做不到。造反和起义的结果一般是什么呢？起义者们都希望把统治者从宝座上赶下来，自己去坐那个宝座。宝座本身没有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也没有变，更抽象一点说，整个社会的关系结构没有变。只不过王侯将相的扮演者改了一批，角色的基本设定没有变，舞台还是那个舞台，百姓还是百姓。这，不是斯考切波定义的革命。

关于革命的本质，毛泽东作过一个精辟的判断。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成功的革命会改变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和阶级结构。革命者的目的，不是坐上那个宝座，而是把宝座推翻；不是成为上位者，而是按照心中的蓝图，把社会改造成一个更理想的模样。俄国的十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政权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国家主导的集体化、工业化，彻底改变了原先的政治、社会结构。所以说，革命虽然看起来和起义、暴动、叛变一样，都是自下而上的剧烈冲突，但是革命会带来根本性的社会政治转型。

作者把英国光荣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作为反例，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通过非暴力宫廷政变，建立君主立宪制，就只改变了政治结构，没有改变社会结构。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这样。因此，这些都不属于斯考切波认定的革命。

对于如何研究革命，在这本书里，斯考切波几乎批判了此前所有的革命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她批判的三种革命理论如下：

第一种是聚合-心理学理论，它的核心思想认为当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普遍感到不满和受挫时，就可能出现革命。（相对剥夺理论）

第二种是政治-冲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不满情绪虽然是基础，但人们还需要组织起来，获得资源，才有可能参与政治行动。因此，重点是研究在社会运动中人们是怎么被动员起来的。

最后一种是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这种理论把革命看作社会的一种病态表现，病因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和价值出现了不协调，新的价值已经产生，却不能被旧制度容纳，因此革命爆发了，直到新制度出现，社会恢复健康。

斯考切波认为，这些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存在着几个共同的问题。首先就是对革命的定义不够清晰，没有明确区分革命和起义、造反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其次，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唯意志论，强调在大众不满心理的基础上，人为制造革命。可是，古往今来，压迫型的政权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为什么革命又相对罕见呢？可见，不满情绪不足以成为革命爆发的充分条件。在作者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处处都能看到她对客观结构的强调，对主观意志的贬低。最后，这三派理论都只关注国内冲突，忽视国际环境，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她很直白地说，当她读完这些理论，再去读关于革命的具体历史记载，她是非常失望的，因为这些理论很难被应用到活生生的革命中去。可能是因为理论家们过度追求建立一个普适性的、放到哪里都能用的革命理论，反而造成简单化、脱离实际的毛病。

因此，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斯考切波提出，她要回到历史案例的具体情况中去，仔细研究各国革命爆发时的各种客观条件，从大的社会、政治、国际结构的角度，而不是主观意志的角度，来研究革命。

在第二部分中，通过比较历史上的革命案例，斯考切波发现，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和上层精英之间的矛盾，以及农村的社会结构，是产生革命的三个重要因素。在提出这三大原因的基础上，斯考切波进一步提炼出了一个“国家自主性”的概念。

什么是“国家自主性”？首先我们要了解作者与马克思的思想渊源，斯考切波批判了当代几乎所有的革命理论，回到马克思对客观结构的强调来分析革命。但是，对马克思的观点，她也不是通盘接受。比如说，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套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发明出来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但斯考切波认为，国家不是一套中立的工具，国家有着自身的利益取向和偏好，所以叫做“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甚至可能会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矛盾。比如说，在君主专制国家，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有时会推行损害上层精英利益的政策，在下面要讲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君主和精英之间的矛盾，往往为革命爆发创造了条件。

斯考切波的主要分析对象是1787年到1800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到1921年的俄国革命，以及1911年到1949年的中国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共产主义革命。一般都认为，法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混合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革命的色彩。所以，最起码后两者和法国革命是没有可比性的。

但是斯考切波认为这三个革命有着重要的相似性。革命之前，这三个国家都是政治上比较强大的农业国家，在国际上面临着经济更发达的竞争对手。外部竞争带来巨大压力，和国内的各种结构性条件相互作用，使危机发酵到不可控的地步，产生革命。革命后，它们都建立了权力更加、集中、渗入社会程度更高的政权，在国际舞台上的能力显著增强。

通过比较这三个革命，梳理出这些国家存在的共同条件，认为这些条件，可能就是革命爆发的原因。同时，斯考切波还找到了一些没有发生革命的例子，这些例子跟发生革命的例子很相似，但就是没有这些共同条件。在这个框架里，本书分别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来定位这些共同条件。

先来说说自上而下的视角。这个视角关注政权和统治者。法国、俄国、中国在革命前，都是君主专制。蒋介石有一句话，叫“攘外必先安内”，说明了统治者的两大任务：维持国内秩序，和与外敌竞争。当时这三个国家，在与外敌竞争这一项上，表现都不好。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利，俄国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中国不但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西方列强的压力，还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天朝上国的威名摇摇欲坠。当务之急，是推行快速的改革，从社会中抽取更多资源，收更多的税，征更多的兵，来对抗外敌。但这样做，会打破原来的利益分配格局，使精英阶级受损。在法国和中国，都存在比较强势的地主上层阶级，在和平时期，他们站君主这一边，帮助维护国家机器运转，镇压底层民众。当君主的改革措施伤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抵制改革，使得君主和精英之间的同盟关系撕开一道口子，成为危机的导火索。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是国王为了改革税制而召开的三级会议，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是清政府试图把铁路收归国有引发的保路运动，在这些事件中，君主和精英阶级的矛盾激化并充分暴露，国家机器分崩离析，对国内秩序的整体防护消失，底层群众压抑已久的不满，终于找到出口喷薄而出，已经被削弱的政权就变得不堪一击。

也就是说，不满情绪不足以引爆革命。自从人类建立社会，剥削经常发生，但被剥削者能不能站出来反抗，要看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结构，是不是为反抗提供了条件。日本就是一个没满足条件的反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面对西方军事压力而进行的改革，但日本不同的是，它虽然有地主阶级，由于历史原因，地主阶级一向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没有能力阻止由武士阶层领导的改革。各项集权化的措施很快得到贯彻，没有给底层民众起来反抗的机会。

俄国也是革命成功的正面案例，但是俄国的情况跟法国、中国稍微有点不同。俄国的土地贵族是一个相对虚弱的阶级，没有能力和沙皇对抗，使得俄国比较顺利地进行了改革。其中一项措施是解放农奴，给农奴法定的人身自由，分配土地。但是，俄国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在历史上，君主的管辖权止步于贵族的庄园，贵族负责在庄园里的政策执行，必然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利益。所以总体上来说，俄国的农业改革是失败的，没有改变农业的低生产率。更糟糕的是，随后俄国又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滞的经济，无休无止的战争，军队在作战不能及时镇压国内的反抗，为俄国革命创造了条件。

第二个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底层阶级是如何参与革命的。斯考切波发现，农村是不是存在组织基础，使得农民协调一致行动起来，也是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法国和俄国都满足这个条件，俄国有村民大会的传统，法国有农民村社。当危机发生时，政权对底层的控制松懈，这种组织结构能够有效地把农民团结起来。这个条件的重要性，可以从英国这个反例，和中国这个半反例中看出来。英国的光荣革命限制在上层政治，没有造成下层革命，是因为英国在15世纪就废除了农奴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分化，一方面是富裕的自耕农农场主兴起，另一方面是失地农民变成雇佣劳动者。他们之间不存在像法国、俄国那么强烈的共同利益，不会团结一致干革命。中国就更有意思了。虽然斯考切波把辛亥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打包在一个中国革命的概念里，但事实上，辛亥革命没有造成大规模社会结构变迁，更多的是上层革命，这正是因为中国农民不存在像法国、俄国那样的组织结构，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通过军事征服建立根据地，进行土改，才把农民组织起来。因此，中国可以算作一个半反例，这项条件从不存在到存在，造成的不同结果，充分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斯考切波贯彻了她的结构性视角，基本上排除了意识形态、革命领袖的贡献等主观因素。她甚至作了这样一个判断：革命是自然发生的，不是造就的。就是说，只要各种条件具备，革命自然会发生；条件不具备，再怎么搞革命也不会成功。这种结构决定论，也为她的分析招来了过于机械化的批评。革命的发生必然牵涉主观的，人为的努力，否定环境和领袖的作用，也是不够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