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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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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31 21:08:4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笔记

1768年,乾隆40年间,中国大地上笼罩着某种恐慌,这种恐慌来自于一种叫作“叫魂”的妖术。所谓叫魂指“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者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P1)这种大恐慌使得由上至下从帝王到农夫皆受到影响。但是否真的存在“叫魂”这种妖术,它是何时何地怎样发生的,它由何而来又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叫魂案件最早发生于江南地区,并逐步扩展到其他地区,随即引起全国性的妖术大恐慌。但以我们现在的目光去审视“叫魂”这一事件,其发生显然不具备现实性与合理性,通过受害者的衣物、名字、毛发便能偷取他们的灵魂精气,读来实在是有些荒谬可笑。但这种在今天看来荒诞滑稽的事件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由下而上的引起大恐慌的?或许还需要从当时的内部环境加以分析和考察。
首先,人们的思想观念陈腐,带有蛇神鬼怪的封建色彩。在18世纪人们的思想观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离的,通过“纸人”“纸马”这些中介物就可以将人的灵魂从人的体魄上分离开来,甚至是陌生人,只要知道他人的名字,通过被叫魂者的个人物品便可以对其实施叫魂。这种低成本的叫魂方式无疑给民众带来巨大的恐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术士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连接”,即威胁到的是他们的生命。且对于民众来说,建造工匠、乞丐、和尚罪容易成为叫魂案怀疑的对象,这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密切联系,在人们看来,建造工匠与房屋相联系,而房屋风水则会对生活者的吉凶产生影响,进而建造工匠与妖术联系起来。而对于和尚的恐惧则是因为和尚身份得之并不困难,通过简单的剃度以及外貌的改变便可向外界宣称自己的和尚身份,且和尚大多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士,他们无根无底,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无根无底就意味着缺乏纽带联系,而在人们的观念中“鬼”便具有这种缺乏纽带联系的特征,这些无根无底的社会边缘人士逐步成为乞僧,乞僧逐步成为民众恐惧的对象。就和尚从事的事务看,和尚是礼仪执事人员,这种礼仪职事大都与死亡相联系,在民众看来经常与人的死亡打交道的和尚无疑会实行法术,进一步增加民众的恐惧心理。和尚的这些特征所增加得民众的恐惧,给妖术大恐慌制造了一些心理基础。
其次,皇帝对自身利益的巩固为“叫魂”事件的发生提供了行政压力。皇帝对自身利益的巩固首先体现在对僧道人员身份的管制上。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君权神授”被认为是皇帝统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也即皇帝的统治权力是天是神授予的,只有皇帝拥有与“天”“神”沟通和交换意志的权利,但僧道人员和妖术的出现使得皇帝的这种权利受到了威胁,“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与上天力量的脆弱联系”,出于对君权神授的焦虑,皇帝对僧道的恐惧日益加深,为巩固自身利益,皇帝对僧道人员身份进行管制并对其进行围剿,皇帝这一做法使得官僚体系在查证“叫魂”事件时不得不应对来自皇帝的行政压力,对下则对乞僧、和尚、乞丐进行审讯时造成屈打成招的局面,进而使叫魂案度向错误方向发酵,而叫魂事件的发酵反过来又增加了全国上下对于妖术的恐慌。皇帝对自身利益的巩固还体现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这里的君臣关系主要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可看出官僚体制对于妖术问题的关心程度显然不足皇帝的关心,为何妖术问题或者更大范围来说,政治罪问题会成为君主的问题而不是官僚问题,这就涉及到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由于乾隆时期的官僚机制充满弊端,比如:对官僚机制缺乏监督机制,只能依靠官僚自身进行监督,这样的自我监督显然不可能形成自我约束;由于回避风险,谨慎小心的性格,对官僚的考绩越来越流于形式;地方官很多由行政首长举荐,行政首长为对举荐保持一以贯之的态度以证明自身决策的正确性以及抱有对皇帝迎合的态度,往往对地方官会丧失公正的人事考评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依靠官僚体制的控制程序难以扫清这些弊端,因此皇帝需要加强自身的专制权力,强化个人关系作为对官僚机制行动迟缓的应对策略,比如皇帝通过机要渠道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通过陛见制度以亲自对地方官进行评价,在礼仪上,则通过谢恩表、扣头形式加强专制权力对官僚体制的介入。“像叫魂案这样一桩政治罪所造成的最大冲击,就在于它动摇了官僚们用以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皇帝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P280)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叫魂案发生时,它成为君主的问题而非官僚们的问题。然而官僚们在君主加强专制权力强化个人关系的行为过程中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官僚机制逐渐发展出一套对专制权力的抵制,“官僚机器迟缓的工作方式,就是以抵制专权的诡计得逞”。因此,在叫魂案发生时,皇帝为巩固自身利益、抵制官僚体制的弊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制权力、强化个人关系,这样的措施又给地方官施加了行政压力,地方官为完成来自上级的行政命令,在处理叫魂案件时进一步采取了官僚体制对专制权力的抵制方式,如:转移视线、地方官间统一步调,降低危险、将行政命令逐步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上来等措施,这些措施使得对叫魂案件的调查更加扑朔迷离
再次,从民众角度看,妖术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权力的幻觉。所谓权力的幻觉是指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为了普通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即对于处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基本上不具备权力,权力皇帝及他统治下的官僚集团所掌握,甚至权利对民众来说也是遥不可及,因此,当叫魂事件发生时,那些没有收到术士攻击的未被叫魂者(实际上从始至终都不存在被叫魂者)在未被刑讯审问时会咬定他们确实被某些人叫魂了,并且为成功。因为对他们来说,对他人的中伤与控告似乎增强了他们从未拥有过的“权力”,这种虚幻的权力掌控感使他们将控告目标转向了身份地位更加低于自身的和尚、乞丐。由此来看,可以窥见当时民众素质的低下、目光的狭隘偏见,但从更深层次上,体现了清王朝时期君主专制的极端强化以及对人权的忽视,民众是对“权力”多绝望的情况下才会诉诸于这种“权力的幻觉”以寻求安慰。
另外,既然妖术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何以会引起全国范围的恐慌?换句话说,为什么在人们观念中如此确信确实可以对他人实施叫魂。《大清律法》的规定可以被看作增强人们确信的因素之一,大清律法不仅承认妖术的存在,而且对民间有违大清律法妖术条例的罪行的处罚给出了具体的规定,在理律中,将祭祀等与神灵非法联系的行为列入违反“妖术”条例给出了具体的处罚规定;在刑律中,将“采生折割人”这种极其残忍的杀人方法与妖术相联,这样才能采取最大力度的惩罚,实际上大清律法中这些对于妖术的规定除了害怕妖术真的会引起大恐慌之外,其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以处置那些最残忍的罪行。但也正是大清律法中存在着对于妖术的相关处罚,从侧面上使民众更加坚定了“叫魂”确实存在,人的魂果真能从人的体魄上分离开来
最后,从社会整体来看,当时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受困扰型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社会损失实际上是由社会成员分摊的,因此为减少自身损失,改善自己状况唯有通过打击敌人实现,而这样的敌人被朝廷和民众自然地认为应由社会地位低下无根无底的僧人和乞丐担任,“把僧人和乞丐当做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不管是从朝廷君主的角度、官僚体制内官僚的角度、民间普通民众的角度;不管是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观念上看,“叫魂”这种妖术都有其存在的基础,以及演变为大恐慌的社会条件。
但在最终叫魂案被确定为伪案之后,弘历的反应依旧是将责任归咎于行省官僚维护自身利益,保持朝廷的尊严,似乎他仍旧没从这场荒谬的叫魂案中进行自我反思,但要要求专制权力巨大的皇帝进行反思并且认错实在是不易的。仅仅将叫魂案的产生理解为民众的无知与愚昧不免太单一,叫魂案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种种因素的交织使得这场看似滑稽荒谬的妖术大恐慌在1784年的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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